王亚法：不该忘记的端纳

一，端纳是谁

假设我站在悉尼的街头，采访一百个澳洲人，问端纳是谁？也许九十九个人会一脸迷茫，摇头不语；假设我站在上海南京路的街头，再采访一百个中国人，问端纳是谁？也许九十九个人低头寻思，不知所答。

那么端纳究竟是谁呢？

一八七五年，端纳（Willam Herry Donald）出生于离悉尼一百五十公里，一个叫Lithgow的小镇，其祖先为苏格兰人。他从小跟做建筑包工头的父亲当助手，中学毕业后，离开Lithgow，去墨尔本和悉尼报社打工，就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虽然学历不高，但凭著自己的勤奋和天资，从校对做起，升任编辑和记者。

一九〇二年他离别发妻，独自前往香港，在《中国邮报（China Mail）》当记者，八年后升任经理，同时兼任《纽约捷报New York Herald》驻港通讯员、《远东杂志 Far Eastern Reviw》总编，和英国《曼切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记者。期间正逢“日俄战争”，他写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报道，由此声名鹊起，成为英美两国驻港的著名记者。

在香港期间，他看到港英政府对中国民众的歧视，深感不平，他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劳，不该受这等待遇；而当时的满清政府，思想僵化，政府腐败，不黯国际事务，处于风雨飘渺之中。于是他决定前往内地，帮助中国；另一说法，指英美阵营感到日本有瓜分中国的阴谋，将影响西方的利益，所以派端纳来中国，但不管怎样，端纳在中国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来帮助是真诚的，无私的。

二，初到中国

一九〇四年左右，端纳从香港来到广州，首先采访的，是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

张人骏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堂侄，按辈分算是张爱玲的堂伯父。张人骏体魄高大，文革中他的坟墓被发掘，据目击者说，尸身长1.75左右……当然这是题外话。

端纳来到广州，没走英国领事馆向总督府发通知的官方路径，而是独身前往，要求直接会见张人骏本人，但张人骏嫌端纳是年轻的小记者，不屑召见。

端纳在总督府门口守候了三天，他的执著终于感动了总督府的幕僚温宗尧，经过温宗尧说服，张人骏才答应接受采访。

自古以来，“自狂”和“自卑”是中国官场的两个面，起始张人骏不屑端纳年轻，于是摆足架子，不予接见，听了温宗尧介绍，又心生自卑，转而欲开酒会来礼待。

温宗尧转告端纳，说总督要开酒会招待你。

端纳听罢，摇头说：“我不会饮酒，只要安排采访即可，不必浪费时间。”

温宗尧劝他：“为应付官场礼节，你可作佯饮。”

端纳生气回绝：“这是不诚实的做法，我不愿做！”

温宗尧把端纳的原话禀告张人骏。

张人骏听后大喜，觉得这个年轻洋人诚实可信，于是漏夜召见。

张人骏和端纳长谈，觉得他见多识广，逻辑清晰，分析事理，有条不紊，两人一直谈到天明，第二天张人骏就聘请端纳，当两广总督府的名誉顾问。

端纳上任不久，便发生了一起“二辰号事件”，起因是革命党人雇用日本轮“二辰号”，将澳门的一批军火运往广州，不料船到珠江口，被清军截获，混乱中清军扯碎了太阳旗，于是日本公使向清廷发难，要挟申饬两广总督张人骏，向日本国旗下跪赔礼，并赔偿一百二十万两白银。慈禧经不住日方的威逼，下旨令张人骏饬遵。

张人骏冤屈难言，找端纳商议对策。

端纳对日方的无理勒索，非常气愤，立刻联络广州七十二个工商团体、十三个慈善机构和总商会，大造声势，发动民众游行，抵制日货。一番闹腾，日方见势不妙，就此偃旗息鼓，不再追究，就此不了了之。

此举被中国后来的执政者反复仿效，成为对付列强的妙招，屡用不鲜。老朽敲键至此，会心一笑。

三，结识民国政要

一九〇九年，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纳没有跟随。他看到清廷风雨飘摇，摇摇欲坠，预感中国将有大变。他来到上海，经革命党朋友王正廷和王宠惠的推荐，担任了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并帮孙中山拟写“临时大总统对外宣言”，由此获得了新政府颁发的金质奖章，上面刻有孙中山和端纳的名字。

一九一一年，南北议和时，袁世凯持强要当民国大总统，孙中山纡尊降贵，让出只当了四十四天的总统职位，转任铁路督办。

孙中山一上任就挂了花车，由端纳陪同，沿铁路线考察，听他介绍英国在印度和非洲建造铁路的成功历史，深得孙中山的赞许。

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周自齐，麾下缺乏懂经济的人材，因顾维钧和端纳常出入他的门下，他欣赏端纳的组织能力，就拨十万两银子，委托他组织“经济讨论处”，出版中英文周刊，向欧美等国招商。说到周自齐，老朽最近从微信上看到，其如夫人在文革中被北京造反派活生生割下头颅，据说此案尚未了结，后人还在追诉。当然这又是题外话。

老朽还见过一段野史记载，不知真假，现原文抄录：

袁世凯称帝前，端纳曾进谒劝阻，并告诉他，你所阅之报章均系属下伪造。袁氏不听，还是抱笏登场。蔡锷在云南首先发难，各省旋即响应，袁氏始有悔意，向端纳求助，欲往香港或威海卫英租界避难；英国不允，端纳求见美国公使芮恩施，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闯入新华宫，解救袁氏。芮恩施认为端纳的建议甚为荒唐，没有答应。

从上文可见，端纳和袁世凯的交情不浅，不过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秘密，亦由端纳于一九一五年在《泰晤士报》上首先揭露，引起国内外轰动，促使袁世凯倒台。

四，和张学良的友谊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撤兵回到沈阳，端纳跟随顾维钧、罗文干、叶恭绰联袂去觐见，由罗文干的推荐，端纳做了张学良的顾问。

端纳和张学良相识时，端纳已四十九岁，而张学良才二十六岁。张学良对端纳执礼甚恭，言听计从，两人关系如同师生。端纳见张学良虽有纨绔恶习，但胸怀大志，豪爽真挚。端纳认为是可塑之材。其时张学良鸦片烟瘾很重，身体羸弱，端纳劝他戒烟，张学良欣然接受，端纳亲拟戒烟方案，悉心陪伴，使张学良的健康有所恢复。

有史料记载，张学良杀戮杨宇霆和常荫槐，也与端纳有关。

张作霖皇姑屯遇难后，由杨宇霆和常荫槐辅佐张学良主政，在商议政事时，他俩常与张学良的作对，引起张学良怨恨，心怀翦除之意，但碍著是先父的功臣，犹豫再三，没有下手。

一次端纳问张学良：“英国报纸披露，说你在捷克订购了三万枝枪械，有常荫槐自铁路收入中付款的证据，有否此事？”

张学良听后大吃一惊，暗中调查，证实此事是杨宇霆和常荫槐瞒他所为。他感到事态严重，杨常有兵变阴谋，晚上他和妻子于凤至商议，但事逢两难，一时决断不下。最后张学良拿出一枚银币，抛天问卜，连抛三下，结果天意均说可以，于是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东北的“老虎厅”枪杀杨、常事件。事后张学良把那枚银元供养在大帅府的保险柜里，沈阳沦陷，日军冲进大帅府，以为保险箱中有财宝，砸开一看，结果仅搜得“袁大头”一枚而已。

在东北军归顺中央的问题上，端纳也起了很大作用。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屡次派蒋伯诚、吴铁城规劝张学良，为避免内战，希望东北军归顺中央，张学良患得患失，举棋不定，一次打高尔夫球时，张学良和端纳商量，端纳说：“现在是你该下决断的时候了，东北应该归顺中央！”张学良听后，有些犹豫，问部下有人违抗怎办？端纳说：“你先发表通电，责令前线军队放下武器，不与中央军对抗，若有违抗者，以军法惩处。”

在端纳的劝说下，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通电，宣布东北易帜，归顺中央。

东三省易帜后，中央委任张学良被任命为陆海空三军副司令。

张学良由端纳陪同，前往南京受职，受到中央政府和民众的盛大欢迎。

东北易帜，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并吞东北的野心，这也是“九一八事件”的起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张学良由端纳陪同，参加英国使馆晚宴。宴会结束后，张学良要去看梅兰芳的演出，端纳因对京剧没有兴趣，先回家休息，就在当晚十时，日本兵在北大营打响了第一枪，“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仅三个月，东北三省全境沦陷。东北沦陷，全国震怒，国民谴责他守土失责，呼吁他下台。

在此境况下，端纳陪张学良到上海，延请米勒医生帮他彻底戒烟，调养身体，然后又照蒋介石的旨意，陪他去欧洲考察。

张学良在罗马期间，和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莲有一段绯闻，当时在小报上十分风靡。爱莲是意大利外长齐亚诺的妻子，三十年代初，齐亚诺曾在北平和上海当过外交官，其时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副司，他和齐亚诺夫妇有过来往。

爱莲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的一次宴会中，和张学良同桌，晚宴结束时，张学良递给我一张纸条，约我畅游颐和园，我接受了他的邀请，非常高兴由这位中国的风云人物当我的导游，他陪伴我走了好几个小时……”；她在另一段回忆录中又写道：“有一天我和他谈论中日的纠纷，那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好几个省，而且威胁到东北。我问张学良，你说你们需要飞机，为何不向我们意大利购买？我们有许多好飞机，其质量曾经打破过世界纪录。他说，贵国肯卖给我们吗？我说为何不肯？他说，那么一言为定，我就买三架……后来果真向意大利订了三架飞机……”

张学良和爱莲在意大利期间的接触，传记作家Earl Selle的《端纳口述传记》中，有一段写到端纳和朋友们在邮船上聊天的细节：“可能最受少帅注目的是那眼皮重垂，碧绿的眼睛，有著毒蛇般迷人的身材的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莲。在中国，爱莲曾经是交际旋涡里的顶尖女性，她是充满诱惑力的女人，少帅也花过不少时间在他身上……”

二〇一三年，由端纳介绍给张学良的英籍印度裔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其后人将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送往纽约拍卖，竞拍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中共派出的“西安文管所”，经过二十多轮的反复竞争，最后被“西安文管所”以一百多万美金夺下。这些密件中有两封毛泽东的信函，以及中共与张学良联手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文件，目标是推翻中华民国。

关于这些密件的来龙去脉，“YOUTUB”视频已有交待，老朽不作赘述，有兴趣者可自行查看。

五，斡旋“西安事变”

端纳陪张学良考察欧洲六国后，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回到上海。蒋介石夫妇特地从南京赶往杭州，请端纳畅游西湖，在游船上，蒋介石和端纳谈论时政，宋美龄做翻译，他们一连谈了四个小时。谈话结束后，宋美龄问端纳：“你为何不帮我们做事？”

端纳说：“你们的事情我会关心的，但少帅那里的事我还没完成。”

张学良回国后，被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在汉口办公，端纳随往。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夫妇去洛阳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开幕剪彩，路过汉口，邀请端纳一起旅行，在火车上宋美龄要求端纳帮忙处理一堆英文文件，端纳遵命办理，蒋氏夫妇十分满意。

旅行结束，蒋氏夫妇要求端纳一同回南京辅弼政事。端纳说他想去中国北方考察民情，然后再回南京。

端纳考察完西安、兰州、北平、张家口、太原后回到南京，才正式任命为蒋介石的助手。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委员长办公室的东侧。蒋介石称呼他为“顾问”；宋美龄称呼他为“Don”；他称呼蒋介石为“G’issimo”;称呼宋美龄为：“M’issimo”。端纳和蒋氏夫妇亲如家人，他们一起吃下午茶，一起跳舞，开生日PARTY。据黄仁霖（端纳不讲中文，平时由黄仁霖当翻译）部下，一位叫侯鸣皋的回忆：有次端纳过生日，蒋、宋在中山门外四方城的官邸里，设宴为端纳祝寿。

黄仁霖得讯后，在大厅里装一扩音器。宴会开始时，由我在外面的电影宣传车上假冒中央广播电台的英语新闻。播报端纳生日的新闻，并唱‘生日快乐’歌，中文由我播讲，英文由上海‘字林西报’的编辑曹励恒播讲。蒋氏夫妇听到广播后十分惊讶，问黄仁霖新闻传播为何如此神速，黄仁霖告知真相后，大家哈哈大笑……

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派张学良的军队移师西安，围剿红军。但由于张杨暗中与中共勾结，消极怠命，蒋介石无奈，于十二月七日赶往西安督察。

蒋介石到达当天，西安城内已有学生游行，散发“联合阵线”的反政府传单。据时任西安公安局长史铭的回忆：传单的内容为：“打倒国民政府”；“拥护八项主张”；“拥护张副司令兵谏”；“拥护东北抗日救亡会”；“拥护中国共产党”……

懂得中共“革命套路”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共的“政策和策略”在背后运作，可惜张学良年轻幼稚，不知就里，也可惜蒋介石过于自信，没有学习毛泽东关于：“革命的舆论往往是革命的先导。”的语录。

一到西安，蒋介石就召集张学良和杨虎城训话，如果让共产党以独立之名义在于陕西北部生存，那无异于我党的自毁。但张杨执迷不悟，坚持要与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一致抗日，双方多次争论，相持不下。

十二月十二日一早，东北军出动一个师；西北军出动一个团，兵变发生了。

驻跸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听到枪声，当时他只带有少数随扈，慌乱中，他翻过后院一丈多的高墙，跌伤了脊椎，忍痛躲进一个山洞里，天亮时被张学良的军官找到，护送到杨虎城的私宅软禁。

蒋介石被囚的消息被公布后，西安城一片混乱，共产党乘机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煽动群众演讲、撒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联合阵线，共同抗日”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消息传到了延安，我曾听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朋友讲，毛、朱、周、立即开会。

朱德高兴说：“机会来了，宰了他！”

毛泽东说：“等一等，慢著！”

周恩来最后说：“把他推在前头！”这个说法，颇符合三个人的个性。

“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共有没参与，国民党颟顸，没有查到证据（前文所提，被西安文管所拍卖走的，中共和张学良联手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文件中有否线索，有待日后发掘）。但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派了一架飞机去延安，把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接来西安，参与谈判，这就可见他们以前有过勾兑。

再说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谣言纷起，南京政府群龙无首，有人主张派飞机轰炸西安，出兵讨伐，形势十分紧张。宋美龄考虑到端纳和张学良的友谊，写了一封信，委托端纳火速赶往西安，探望蒋介石的安危。

端纳临危受命，于十四日就赶往西安，一下飞机，就跟张学良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被杨虎城的士兵软禁在杨虎城的私宅里。

端纳进屋，看到蒋介石躺在木床上，面壁而卧，他喊：“Hello,G’issimo.”

蒋介石起身说：“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

端纳说：“是的，我来了，夫人也随后会来的。”

蒋介石脸色徒变，大声说：“她不能来，她不能到这个强盗窝里来！”

端纳朝四周扫视后，把宋美龄的信件交给蒋介石说：“这是夫人给你的信。”

蒋介石接过信，读著淌下了眼泪，据后来资料透露，其信的内容大致如下：“……此间的亲日派正想利用营救你的名义，发动内战；其实，何曾是真的营救你？他们是希望你速死，好篡夺政权，出卖中国。日前接汉卿电云：他会绝对保障你生命的安全，并且说到这次举动，单纯是为了抗战。南京的情形既是这样，而西安的情形又绝非对你个人，望你要果断，与汉卿合商救国大计，而速返南京，给亲日汉奸以镇压。否则，亲日派假口兴师，结果是你与中国俱亡……”

沉默片刻，端纳又说道：“你最好移一个地方，这里不是你应该住的。”

蒋介石点头道：“也好，我随你去。”

不一会张学良备好车，送蒋介石和端纳到了新住处，蒋介石令张学良坐下，张肃立不敢坐，蒋介石声色俱厉，向他训话，张不敢出声，端纳拉拉他衣襟，暗示他出去。

张走之后，蒋介石突然用英文对端纳说：“Fineshed it is finished!（完了，全完了！）”

端纳第一次听到蒋介石说英语，颇为惊异。他没有回话，只是对蒋介石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就走了。

第二天，张学良拿出一份通电，对端纳说：“这是“人民阵线”八项要求，我本不愿意提出，是杨虎城要坚持，我只得面呈。”

随即两人又去晋见蒋介石，张学良向蒋介石面读八条通电：

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负责救国。

2，  停止一切内战。

3，  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  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

5，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

6，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7，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蒋介石听罢，十分生气，训斥他中了中共的圈套，坚决回绝，并咆哮：“你要是把我当领袖，

应赶快送我回洛阳或南京，不能讲条件，否则把我当俘虏枪毙，不必多言！”

张学良无语而退，到了门外，端纳递给他一本册子，说：“这是委员长的日记，你仔细看看，就知道他的苦心了，他的谋略要比你深刻得多。”

张随即翻看了几页，脸带悔意地说：“原来他一直在准备对日作战，我误解了，我错了。”

却说宋美龄派端纳前往西安，主要是要他打听蒋介石的安危，端纳探得蒋介石生命无虞后，立即飞回南京，二十二日陪同宋美龄再次飞往西安。

关于记述“西安事变”的中外版本，不下于千百种，各家各说，有版本说，端纳第二次去西安的机上，宋美龄交给随机当翻译的黄仁霖一把手枪，说：“仁霖，我到西安后，倘有乱兵欲加辱与我，你就用这手枪将我击死！”语气悲壮，使人肃然。然而我查阅《黄仁霖回忆录》，这是一本由宋美龄题书签的著作，书中黄仁霖只提到他和端纳同乘德国制造的“荣克飞机”飞往西安，期间因为天气不好，在难洛阳待了一晚，第二天才到西安，以及如何在西安会见蒋介石，和张学良谈判的细节……没有提及宋美龄交待手枪的事。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软禁了十四天，经过多次谈判，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张学良和杨虎城，送蒋介石回南京，在机场上，蒋介石对张杨两人训话，严厉训斥他们的过失和对国家带来的危害，训话毕，蒋介石对张学良道：“汉卿，你和你的部队可仍然留在西安。”

张学良立正回答道：“不，我有罪，我要陪委员长一起回南京，自愿接受军法审判。”

于是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端纳、黄仁霖等人同机返回南京。

到南京后，张学良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监禁。黄仁霖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足资说明蒋介石的宽容和妇人之仁，容老朽抄来：“军法审判时，张学良被判十年徒刑，应交付执行。但委员长却将一部份的过失，引以自咎，因此而以未能事先对己身之安全，预作防卫为词，代为疏解，遂得改判为在住宅囚禁十年……”

这场轰动一时，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西安事变”就此结束。端纳也因斡旋有功，回到南京后，荣获国民政府“大绶采玉勋章”一枚。

六，菲律宾蒙难

回到南京后，端纳一直追随蒋介石，继续在总统府办公。

端纳跟随蒋介石夫妇近十年，他和蒋氏夫妇，在友谊上如同家人，但在政见上一直敦促蒋介石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为此两人经常争论，激烈时不得不由宋美龄来劝解；他对蒋介石暂时需要德国武器和顾问为由，与德国勾兑，甚至派孔祥熙去见希特勒一事，非常反感，两人为此剧烈争吵。

有一次，端纳对宋美龄说：“你们宋家兄弟利用特权经商非常不好。”

宋美龄生气道：“你可以批评中国，也可以批评中国政府，但不可以批评我们宋家！”

端纳看到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败退，南京失陷，汉口失陷……他开始对蒋氏政权感到失望。

一九四零年，端纳已是六十五岁的高龄，他对宋美龄说，按西方常规，他已经到该退休的年龄，他青年时曾有游历东南亚诸国的梦想，他提出要辞去顾问职务，实现当年的梦想。

宋美龄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接受端纳的辞呈，还委托香港黄埔和造船公司，打造一条设有办公室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豪华游艇，作为礼物送他。端纳十分喜爱，给游艇取名“美华号”。临行还带著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丽小姐——香港富翁利希慎的女儿做秘书。

端纳跟随蒋介石夫妇十年，伴君如伴虎，其中一定有许多不为外人道的苦楚，这从端纳曾说过的：“如果有中国一天把我踢出去，我就驾着游艇环游世界，直到死……”用中国的俗话“伴君如伴虎”的逻辑来推理 ，也可知他十年间的艰辛和苦涩了。

一九四〇年九月四日，端纳携带“美华号”游艇，和安小姐一起登上“云南号”邮船，驰往浩瀚的太平洋——实现他多年的梦想。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宋美龄急电召端纳回中国，端纳也答应立即返回，不久断了音信——失联了。

后来才知道，珍珠港事件后，许多飞机忙于运载军用物资和军人，留在菲律宾的英美商人纷纷逃离，就是重金也买不到机票，端纳只得坐船，绕道菲律宾返回中国，但不幸船在经过菲律宾时，被日军截获，端纳被关进了菲律宾“洛斯巴诺斯”集中营。

日本人知道端纳在国民政府里的影响，他们在世界各地关押白人的集中营里寻找端纳其人。

在集中营里，端纳和美国著名律师达兰结为难友。

一次日本宪兵来到集中营，宪兵头大声说：“我们得到可靠情报，一个‘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叫威廉•亨利•端纳的家伙就在这里，你主动跟我站出来！”

下面一片寂静，宪兵头指著端纳，问达兰：“他是不是澳大利亚的威廉•亨利•端纳？”

达兰镇静地摇摇头说：“他是爱尔兰人威廉•端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和澳大利亚人端纳的年龄不符！”

宪兵头来到端纳面前，看到端纳须发蓬乱，满脸皱纹，腰背佝偻，呼吸发喘，两年多集中营的艰难生活，已经把他折磨得容貌巨非。

宪兵头紧盯著他的脸和花名册上的照片对照，说：“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纳，那个鼓励中国人打日本的端纳？”

端纳从容道：“不，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威廉•端纳。我呼吁你们讲究人道，我老了需要改善伙食，需要医生……”

宪兵头再三盘问，始终不得要领，悻悻地走了……

不久民国政府和联军的情报机构，都获得了端纳被关押在菲律宾“洛斯巴诺斯集中营”的消息。蒋介石打电话给盟军太平洋战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要求联军采取特别行动，营救端纳。

一九四五年二月，应蒋介石的要求，麦克阿瑟将军策划“洛斯巴诺斯行动”，派了三十架飞机投下空降兵，占领了集中营。

端纳被解救时，已经被四年集中营的生活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担架抬上直升机，送往旧金山的珍珠港美国海军医院救治。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端纳的健康有所恢复，这时一名失业的美国记者赛尔（Earl Selle）来找他，商谈帮助撰写回忆录的计划。赛尔二十年代也去过中国，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董显光局长手下做过事，和端纳认识。但这时端纳的健康相当糟糕，赛尔也因眼疾，力不从心。他两才接触几天，端纳就开始咳嗽吐血，不能说太多的话。这时国民党打听到端纳和赛尔合作写回忆录的消息。蒋介石立刻授意宋子文，派主管大外宣的董显光去医院“探视”……在董显光劝说下，端纳放弃了写回忆录的念头。

蒋宋夫妇对端纳的病情十分关切，宋美龄跟美国租用了一架医用飞机，派董显光将端纳接往上海，宋美龄亲自率上海市长吴国桢等人去机场迎迓，旋即送往宏恩医院治疗。

说到宏恩医院，就是今天赫赫有名上海华东医院，要说它的今生前世，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老朽只能把正体字和简体字网上搜索到的内容一并附上，让读者自己寻思：

正体字的网站是这样介绍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竣工，并正式启用的宏恩医院，是邬达克第一个完全由自己负责的工程。一九二七年四月，邬达克与医学专家合写的关于宏恩医院设计概况的报告，明确说明这座建筑是为何而建立的：“宏恩医院的建造是要建立起一个对社会各界开放的世界性医院，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无论贫穷和富裕，都可以来看病。”由于设施精良，医术精湛，宏恩医院一直深受青睐。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宏恩医院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恢复营业，并继续在沪上医疗界扮演重要角色。

而简体字的网站是那样介绍的：

华东医院在1951年由中共重建后，长期是上海市及华东其它省市的中共的离退休“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医院。不过，现经发展，华东医院已从单纯的“高干医院”发展成一家以“干部”医疗保健为重点、以老年医学为特色的医院…

人生都是悲剧，没有喜剧，古代帝王将相如此，近代老蒋老毛亦复如此，端纳当然也不例外，他在宏恩医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八个月，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和国府要员，多次探视。

端纳的晚年是凄凉的。他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对著窗外的夕阳和绿树，大口大口地咯血，轻吟尼采的名诗：《太阳落了》——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阳落了/呼吸从无名的唇中吹过/伟大的清凉来了……

端纳弥留期间，宋美龄在病床前用英文为他诵读《圣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凌晨，端纳终于闭上了疲惫的眼睛，临终前，他希望自己能长卧在中国的土地上。而宋美龄答应，在宋家墓园划出一块墓地，供他安葬。

七，安息在上海

端纳的大殓在上海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举行，这是一家办过鲁迅、阮玲玉……无数名人葬礼的殡仪馆。

端纳的遗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旗，棺盖的银牌上，用英文写著：“威廉•亨利•端纳，蒋主席介石的顾问与朋友，生于1875年6月22日，卒于1946年11月9日。”蒋宋夫妇送的花圈，上面用中英文写著：“端纳先生千古”，灵柩前安放白花缀成的十字架，飘带上写的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卓越的澳大利亚人。”出殡时，棺柩由端纳生前好友，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和美国名记者田伯烈，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菲律宾狱中难友却浦门等六人抬上柩车，送往上海西郊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安葬。

世事变更，沧海桑田，当年的万国公墓，已更名为“宋庆龄墓园”，简称“宋园”，早先那个宋氏墓地已不复存在，端纳的墓碑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砸毁，宋家先辈宋耀如和倪桂珍的陵寝当然也不能幸免。我老单位“少儿出版社”在延安西路，离宋园不远，据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同事说，文革初期，一群农民造反派冲进陵园，用铁耙把倪桂珍从铜棺材里扒出来，活新鲜的一个胖老太婆——后来有人照了相，寄到北京，宋庆龄见了，哭着去找周恩来，说当初周答应宋庆龄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许下“人在事业在，人不在事业也要在。”的诺言，不料如今人还在，她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牌子就被砸了，甚至连父母的坟冢也给扒了……周知此事，特地派人去上海收拾残局，将她父母的尸体送去火化，重筑陵墓，所以现在和宋庆龄合葬在一起的宋耀如、倪桂珍夫妇，不是完尸，仅是骨灰而已。

经过修葺，今日宋家陵寝的周围，也安葬了一些社会名人和统战对象作点缀，远处还留有几个外国人的墓葬，但都很陈旧。前些年我陪澳洲的一对老夫妻去过那里，那位澳洲朋友的太太，祖上和沙逊家族有姻亲关系。沙逊家族的几位先人，仍然埋葬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沙逊的家族墓，但端纳的墓没有找到。

八，我为什么要写端纳

我最早知道端纳，是少年时代读《金陵春梦》，此书虚构大量蒋氏夫妇的闺房私语，端纳与宋

美龄的绯闻，极尽低俗，那时我开始知道有个叫端纳的外国反动派。

八十年代我来悉尼，在李承基先生组织的茶会上，认识一位叫刘渭平的先生，高个子，人长得很清秀，他是中华民国派驻在澳洲的外交官，中华民国政府和澳洲断交后，他定居澳洲。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老人，学贯中西，能画四王山水，他跟我讲过端纳的故事，还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小黎光阁随笔》，里边有正面写端纳的文章，这时我才知道端纳是个善良的澳洲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近来疫情肆虐，闲居家中，翻阅《传记文学》，发现有许多民国要人的回忆录都写到端纳，其中也有刘渭平先生的文章，于是引起我极大兴趣。

我浅薄浮躁，做不到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要求，只能东抄西袭，抓住一鳞半爪，勉力完成此稿，以告诉在澳洲的中国人——端纳是澳洲人，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他也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澳洲生活了近四十年，我也是澳洲人。

端纳的故乡，在离悉尼一百五十公里的小镇Lithgow,身后埋葬于上海；而我的故乡在上海，或许身后埋葬于悉尼……

端纳是一个善良的澳洲人，他在中国四十年，就连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左派学者，也找不出他的劣迹。在世界逐渐走向理性的今天，该是剔除政治偏见，客观研究端纳的时候了，但愿拙文抛砖引玉，呼吁让我们想起端纳，怀念端纳。

最后用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对主人公Gladys Aylward悼词中的一句话：“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也许是对他的遗忘……”作为本文的结尾。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于食薇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