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出生地和工作上的缘故，我和上海，特别是旧上海有过很多年的“近距离”接触。许多外地人也许不知道，仅仅弹丸之地的小上海，近代以来言必称“大”：大世界、大舞台、大光明、大酒家、大旅社、大药房⋯⋯以至后来索性直呼“大上海”了。我对上海人较早接受西方文明领风气之先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优越感可以理解，但对由此产生看不起外地人的“大上海主义”一直持激烈的反感态度，由此也引起一些上海人的反感。

有一年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上海学”研讨会，我抛出了一个观点：我说上海更象一个由西方文明（父系） 和东方文明（母系） 苟合而生出的私生子。说苟合是想说明母系一方原本是不怎么情愿的，但说她完全拒绝也不符合事实。严格地说，是在一种受西方文明诱惑，晕晕乎乎懵懵懂懂，欲拒还迎半推半就的状态中完成交媾而诞生出的上海。现在中国人喜欢说私生子尤其是混血儿比传统正常受孕的孩子更聪明漂亮，这方面我没有资料数据证明，但用来比喻形容近代上海的产生形成倒是无心插柳、恰到好处的。

会上我特别列举了让无数上海人乃至许多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上海外滩“万国建筑博览”，它早已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上海对外开放的形象和海纳百川的标志。这实在是一次误读，一次严重的误读。如果有兴趣追溯历史，会发现这是不值得上海人中国人自豪和夸耀的。这一建筑群的崛起一开始并且后来既没有和中国人商量沟通，也没有整体的规划与设计，完全是西方列强按照他们各自的军事经济实力，按照他们各自的建筑风格，甚至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是从所在国海运而来。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幢幢在当时的国人眼里的欧式摩天大楼在半月型的沿江烂泥滩上拔地而起，以至有西方媒体惊呼“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上海却是。”中国人，当然主要是中国的上海人或者说上海的中国人，只有在一边仰视的权利（ 有时连仰视的权利也没有），只有做小工卖苦力的份（ 这很有点象今天进城造大楼的农民工），因此完全是强迫和被动的。

我的观点遭到老先生们的几乎一致抨击，谓之妄自菲薄，民族虚无主义—- 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新式说法。但却受到少数几个（本来就没几个） 年轻学者的激赏。

二十世纪末，为撰写拍摄电视片《上海艺术史话》，我专门去看了当年的汇丰银行（ 今浦东发展银行）大楼穹顶上的精美壁画，题材分别为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香港、曼谷、加尔各答以及上海，那叫一个金碧辉煌，横跨整整一个世纪，材质色彩光鲜依旧如新；原本奏《教堂钟声》文革中改奏《东方红》报时的海关大楼巨钟，当我亲手摸到指针时我才感觉到什么是巨钟，而这巨钟已经矗立了一百多年；特别当我走进沙逊大厦（ 今和平饭店）CEO跷脚沙逊下榻的主卧室，浴室里豪华精致的设备，接待方特别提到笼头水管至今未生锈实为罕见，四九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重访上海时提出想住和平饭店的沙逊卧室，为的是上午起来撩开窗帘，俯视黄浦江和外滩风光，想象一下当年帝国主义冒险家沙逊富翁的临窗感受。据说那一晚斯诺只花了十六美元。

这就是上海。这就是百万知识青年离开上海去上山下乡，百万男女老少离开上海去异国他乡，嘴里心里夜里梦里永远念叨的故乡—-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