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生活

【读者投稿】革命异类

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发生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亲美军事政变,从此,国家陷入长达五年的战争;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红色高棉夺取政权的三年多时间里,全国陷入残酷大屠杀,血肉横飞,大约两百万人惨死。

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发生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亲美军事政变,从此,国家陷入长达五年的战争;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红色高棉夺取政权的三年多时间里,全国陷入残酷大屠杀,血肉横飞,大约两百万人惨死。

那年, 我目睹金边朗诺政变集团惨无人道的排越浪潮,我深受当时华侨社会普遍遭受中国文革极左思潮的潮流所影响,加上我自身的贫穷如洗的遭遇,觉得前途茫茫,人生如行尸走肉,毫无意义,希望通过革命斗争,改朝换代,换来新生,拯救国家,人民从此能过上幸福生活。

我于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五日离开熟悉的金边,投奔解放区。

我孑然一身在农村东奔西走,靠一点中医知识,当赤脚医生艰难维生。

一年后,我知道有一个成立于三十年代、组织严密的“华侨革命运动组织”。“华运”革命组织早年是印支抗法斗争中一支力量,现在是领导华侨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毛主席说,“既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带著对世界革命的憧憬和热切追求,许许多多的朋友、同乡、同学,师长都加入“华运”。共同的理想、语言 ,统一的行动,多好!“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直到一起来了。”令人响往的中国革命来到眼前,毛主席发动世界革命,要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比壮烈,多么神圣!

一年后,我们开始尝到苦头:抗美救国战争如火如荼,在农村,红色高棉政权对支持他们的“华运”心存警戒,为难、逮捕、拘禁。一九七二年,红色高棉在西南与西北多个省份公开抓捕华运人员,华运被迫集体“小长征”迁徙到东北省份;一九七三年五月,在最大的解放区桔井市,一百多名华运人员被驱赶到山区强逼劳动,死伤累累;更多的省份,华运人员连遭红高棉“斩立决”。“红色恐怖”席卷全国农村。

一九七二年中旬,“华运”被迫解散。从城市投奔而来的数百名师生和其他城乡侨胞、大多自寻出路,因地制宜就地谋生:当赤脚医生、种植、做小生意等等。组织改为“集体”,领导改称“长辈”,大家互通消息,互相照顾,默默地、耐心地等待祖国来解决华运组织问题、或将来“解放”后祖国出面解决华侨问题。长辈们普遍认定,柬共,也即红色高棉政权的大方向是对的,是马列主义的:坚持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反帝反修,是走中国革命的道路,其出现的过左路线是暂时的,一如中国革命曾经走过的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点必须有坚定的认识。”“组织解散,革命立场不可丢。”

然而不久,我成了革命的“异类”:“变节”、“鼓动出逃”。出逃,意味著背叛,视红色高棉为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子,成了众矢之的。

这并非我当年投奔革命的初衷。还历史真相,须要很大的勇气。十年的革命斗争换来什么?华运的结局是什么?如今是个令人十分尴尬、几乎闻之唯恐逃避不及的话题。

五十年过去了,还要逃避吗?

那是一九七二年中,我和三位走投无路的华运青年、在波罗勉与柴桢省界的菩提村一间简陋、狭窄的小竹屋做些小买卖糊口。因为靠近越南边境,我们也做些走私生意。我们都年青,有活力,农村物资极其匮乏,故生意做得好。村里有两间手表修理店:“阿典”和“阿罗”。“阿罗”也是华运人员,他大我三岁,人缘好,与我同乡。广大农村没有多少手表修理店,两人的生意挺忙,大部份是做红高棉“解放军”的生意,也不敢多收费。两人的好生意被红高棉驻地公安看在眼里。一天,一群公安在中午、手表修理店休息时间进入阿典的店把他带走,阿典的妻子求救无门,终日惶惶。一个月后,公安进入阿罗的店,用绳子绑住他双手带走了,留下妻子和刚出生的小女儿。没有任何罪名,下落不明,生死茫茫。两宗白日绑架案,虽然无须解释,人们知道是红高棉消灭“资产阶级”的手段。

村里没人再做生意了,我们也缩小生意,每天守在店里准备把货品卖少后,改为务农。日子在担惊受怕中渡过二十多天。在我的潜意识中,紧急出逃才是活路。

一天,与公安有来往的前华运青年魏姓友人、暗中用小纸条紧急通知我“越快越好”。华运解散后,魏姓友人绝不跟朋友来往,反而亲近公安,讨好、请客、阿谀奉承。

当晚,我向另三位朋友提出轻装便服紧急出逃,刻不容缓。三人不同意:不甘心损失几千元的货品;坏了大局,影响不好;各地公安必定穷追不舍,落网必死无疑;未得到长辈指示等等……

这是攸关四条人命的大事,怎可心存侥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我的再三劝说和坚持下,三人最后同意凌晨两点踏单车分批出逃。

没有通行证,路上多哨站。要逃到哪里?逃到何时?怎可连累其他华运朋友?

红高棉政权组织严密,视完成任务为铁的纪律。各地公安对华运人员所有的驻点、联络处暸如指掌,他们必定沿路追踪、严查。他们要是通报上级,那么,一个大区管辖三个省份,恐怕插翅难逃。

我们连跨波罗勉、柴桢和磅湛三省,全程近三百公里,路经茂密橡胶园、湄公河、与金边军队的交战区,无森林藏身的漫长七号公路、藏身于卢苇之中……最后终于成功逃出东南大区公安部门的魔掌,分别抵达遥远的东北桔井省界三处山区密林从事农业劳动,直到一九七九年初红色高棉政权下台。(其惊险过程请阅读拙作《生死逃亡》)

紧急逃亡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元旦。红高棉执行政策,采取行动大多在每月的一日:抓捕阿典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阿罗是十二月一日。

在为时二十天的逃亡途中,我们得到两位前华运通讯员的帮助,夜里摸黑投宿于各地的华运联络站,凌晨又启程出发。三个省华运联络站的朋友们得悉我们紧急出逃,都很吃惊。一位说:“新年伊始,你们就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有三位表示支持、为我们庆幸。大多长辈批评我:“你怕死吗?即使是死,也不能出逃。”“坏了大局,把华运置于难堪地位。”“你根本不是干革命的料!”“干革命本来就准备牺牲的。”“胆子小,自私自利。”“破坏中柬革命友谊。”

无论如何,我们是活下来了。四个人中,一位后来死于一九七三年中的桔井事件,一位因糖尿病死于红色高棉倒台后的七九年七月份。一位于八十年代投奔新西兰。一九七三年,在经受多年的磨难后(详见拙作《绝境求生》),我一家于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八日抵达泰国难民营,次年获得美国政府人道收容。

有证据证明我当初若非紧急出逃,只差几个小时就必死无疑(详见《生死逃亡》)。

为虚幻的“革命”献身,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

有证据证明许多立场坚定的华运“革命者”,在我们成功逃亡后,因为“顾全大局”,明知危险仍然坚持革命立场而“坚守岗位”被红色高棉“斩立决”。他们中有成东县原金边端华中学四名师生、原金边新华学校张校长、原巴南市体育老师、逢坡乡黄校长……。还有许多更激进、实是愚忠的“革命者”,主动加入红高棉队伍而先后在其清洗运动中被处死。他们中有金边民生中学训导主任、民生中学专修生吴植俊、贡布省会觉民学校校长徐俊玉和他的一对儿女……,个个都是我们华侨社会的精英。(众多死亡名单详见《印支华人沧桑史》)

岁月悠悠。五十年过去了,是非对错,尘埃落定。如今,分布世界各地的前华运朋友尽量不再提过去的事,或许也没多少人记起我们当年集体叛逃红高棉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然而对我来说,却是永世难忘:死里逃生之外,对于所谓的“海外华侨革命运动”也是一次惨痛的经验教训。

今年九月中,我致电问候一位比我年长、现患重病的前华运朋友。她居然提起我当年逃亡的事。她说,当时我们出逃的事件在华运中传开来,我不仅受到长辈们的严厉批评,许多年青朋友也认为我不应出逃,更不应鼓动其他人。但随著时间流逝,现在他们都改变看法。作为早期的、也是华运仅有的那次集体出逃事件“很果断,有勇气、有眼光”。

如今,我们在美国安居乐业已经四十馀年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后福”不会从天而降,是要不遗馀力、历经数十年的奋斗争取得来。初到美国,语言不通,身无分文、人地生疏、家庭重担,困难很大。我们从没申请福利救济,一切白手起家。培养四个儿女上完大学,也没申请助学金、没贷款。在美国创业也非容易,做了十一年的贫穷黑人区餐饮业,尝尽类似仇亚事件的恶行再转行做中医药。

如今,我们在唐人街经营了二十五年的“长寿堂药材行”,是当地唯一传统中医方脉和针灸相结合、为不分种族的民众服务,又宣传中国医药文化的中医药场所。我们四个子女个个都成绩斐然:融入主流,服务社会。大女儿是“美银”超级副总裁,二女儿是药材店接班人,处处为病人或顾客著想,网络充满对她的赞词;三女儿是费城医科大学副教授,年度教师质量、最受欢迎教师评比年年荣获第一;小儿子是电脑操作员兼佛州保险公司福利顾问。我们都生活在安宁、良好的社区。第三代,也接受良好教育。

二零零六年,我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之馀,用十年时间完成第一部著作:长篇记实小说《红色漩涡》——全面记录红色高棉血腥统治史,此书得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图书馆收藏。后来又先后出版了《红色漩涡》英文版、《三十年美国路》、《从中国、柬埔寨到美国》。不久的将来,我将出版《二十五年中医经验方》和《美国魅力》。馀生之年,我仍将不遗馀力继续为文揭露红色高棉的滔天大罪。

我的人生经验是:走正道、发挥所长、毅力、奋斗。这源于经历漫长深重的灾难,始于那次紧急逃亡,成了“革命异类”。

(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五日于美国)

 

 

作者: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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