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小学四年级的某一天，我接到学校学务处的电话，是性别平等委员会的老师，他说：“您的孩子涉及性骚扰女同学，在此先告知您一声，日后若需要调查可能会请您来学校协助。”语毕就要挂电话。
儿子小学四年级的某一天，我接到学校学务处的电话，是性别平等委员会的老师，他说：“您的孩子涉及性骚扰女同学，在此先告知您一声，日后若需要调查可能会请您来学校协助。”语毕就要挂电话。
我感到惊慌，不敢相信，但又一头雾水，奶爸跟孩子朝夕相处，知道他的个性，实在不认为会这样，连忙问老师到底怎么回事。
“几位男生起哄，其中一位去言语骚扰女同学，事后我们问他，他说是您的孩子威胁唆使，若不去讲就揍他”老师说。
“我的孩子是不会威胁别人的，你们确定是这样吗？”这真是不可思议，难道我的孩子有另一面人格吗？
老师向肇事孩子们告诫严重性，性平事件会主动办理，往后会个别约谈，初步调查中有人表示听到这段话，而我的孩子解释那不是他做的，却无法把过程交代清楚……。
我非常不悦，老师采信肇事者说法（孩子被责问时，本能会自我防卫，推讬是其他人害的），然后有人附和，而我的孩子无法为自己辩驳就被以为心虚，又被暗示他身材最高大，所以……老师虽没明讲，但已导向“您的孩子是主谋之一”。
只有我明白我家孩子面对惊吓时会说不清楚，倘若他鬼迷心窍做了也就认了，但这通电话里我只是被告知：“一种推论的结果，并要我有心理准备来学校一趟”。资讯没有因果，只有结果，很难让人接受。
被论定的告知让人生气，然而在电话中无法说什么反证，百口莫辩，于是我这样回：“好，孩子回来我会好好了解他的说法，请老师也要确实调查事情经过。孩子做错事第一时间容易紧张、说不出话，甚至说谎撇除责任，请你们要留意。”最后，补上最重要的一句：“我自己在大学工作，也知道性平会的程序，有需要尽管叫我去，如果调查有失公允，我也会到校追究申诉。”
老师是孩子出家庭后遇见的第一个权威人士，孩子们敬畏，当被这样警告更会感到事态严重而惊呆，不敢为自己辩护。此时家长更要听孩子解释，而不是“第一时间谴责孩子”。
我国小五年级时，班导师发给全班某展览的优惠券，那看起来就像是广告的促销券没特别吸引人，加上家里应该也不会去，于是我随手撕成四片准备丢掉。还没丢就看到班导气冲冲走过来，大声斥责我在做什么，叫我站起来，赏我一巴掌，在座位上罚站直到下课。
被打脸很想哭啊，但在同学面前又必须忍住，我一点也不明白哪里做错，老师给了不就是能自由处置吗？既然被老师打，就知道了这样做应该是错的，但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是不给老师面子），而更后面才感受被赏巴掌及罚站是令人羞辱的，还好当时够迟钝，还可以假装没事。
大人不一定是对的，老师也是，反应有时也很情绪化，但因为孩子敬畏老师，讲不出老师哪里做错，便会归因是自己的错，回家不敢跟大人讲，养成日后委屈自己或彻底对抗权威的两极情绪。
在教导孩子何谓对错时，别把孩子认为是“小大人”，以为他头脑精明，只是身体没长大，这完全是相反概念，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一八九六至一九八○年）做过研究，孩子脑部在十二岁前都还持续在长。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论（cognitive development）提到小学阶段（七至十一岁）大脑是“具体运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操作具体物帮助思考，从体验中学习解决问题，因此很适合“建构式教学”。十二至十六岁时则是“形式运思期（Formal Operational）”，能运用逻辑思维、抽象概念，能用假设、类推、求证等法则思考问题。简言之，必须到十二岁后，语言表达、逻辑推理、同理心、控制冲动、道德规范等高等功能才会完全成熟。
中低年级的孩子难以清楚地跟大人沟通，他们反应仍以情绪优先，孩子有可能做错了但是反应不过来，事件发生时若审问他们，当然也都是害怕情绪的本能防卫，像“都是他先弄我的！”、“没有，根本是你先说我好不好！”这类有理说不清的状况，而那些乖巧沉默的孩子，其实只是表面顺从，内心一样很受伤。
我曾经接过国小老师传的LINE，内容很短才七十七字，大意是“你的孩子和同学一言不合，在打起来前已制止，感觉孩子情绪浮躁，请爸妈多关心。”接到老师通知，家长当然下意识会想是不是孩子在学校闯了什么祸，给老师添了麻烦。
我先冷静，晚上问孩子事件始末，起初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于是发挥心理师角色：安抚情绪、详细追问、串连线索，接受孩子为自己辩护，并再三说明爸爸只是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而已”。
在拼出完整事件后，我发现这与老师所转的“七十七字简述”相差甚多，老师就行为上以为双方都有错，但儿子是被对方再三纠缠被激怒的，结果老师未经调查，认为打起来就是不对，还加上“感觉孩子情绪浮躁”的论断。这种因果模糊的简讯，一来家长搞不清楚实际发生什么，二来被暗指孩子情绪失控是家长没管教好，反而造成更多误解。
家长不在学校无法理解全貌，若老师也无暇细问，只要描述“行为事实”就好，不要放评价与结论。例如孩子打架，一定有发展进程，若仅用“孩子受伤程度”来论结果，“看得见的伤”就成了优势，打人的固然不对，但前期的攻击语言也是伤，又怎么判断谁伤得重？为避免二分加害者与受害者，绝对不要用“结果论”判对错，要花点时间了解脉络和因果（尤其女生间的排挤是隐形暴力），过程越细节、逻辑清楚，就不会有太大争议。
无论事实如何，孩子回家后父母一定要倾听他自述的前因后果，过程中他在乎的点是什么，再和老师对照事发经过，让冲突或违纪水落石出、就事论事，先让孩子有安全感，他就比较不会欺瞒大人、逃避责任。
有位母亲来咨询，起初是讨论孩子在校不适应，后来发现咨询的重点是怎么和老师沟通。
“你是不是觉得老师有些不适当的行为，但是你不敢确定，不敢跟老师沟通说他的不对。”我直接问。
“嗯对。我很担心去讲，老师态度那么硬，万一之后在班上对我们家小孩怎样，那该怎办？”妈妈这么回答。“害怕导师报复吗？”我问。
“对啊。还是说，你认为直接去找校长比较好，在国小工作的朋友也这样建议。”妈妈困惑着。
家长与老师的互动一直很微妙，过去威权时代“老师”是学校的权威，孩子交给学校就是听老师的，那时家长会说“老师，若他不乖厚，尽量打没关系”，后来时代转变，强调儿童权益和人本教育，老师权力弱化，某部分家长变直升机父母，老师怕家长告，家长也怕老师弄孩子。老师和家长彼此都害怕讲得太白，怕伤到面子与尊严，两者之间要怎么沟通真有点尴尬。
我当父母的信念是，优先保护孩子，做错事当然负责，但也不让孩子被冤枉，所以一定要让孩子表达他的观点。我会让孩子知道他可以放心讲，告诉他我的立场是：
1.让孩子知道父母是保护他的：“什么是孩子的责任，什么是大人的责任”，原则上，孩子间的冲突让孩子自己学习与处理，其中若有大人干涉，像是性平会的调查，就需要父母在旁保护。我的保护不是让他不必负责，而是“让他被公正、公平的对待”。包括：确认行政程序是否公正、被调查时是否感到安全、调查结果是否合理。在此前提下，如果确认孩子犯错，我会带孩子坦然面对错误，但反过来的，若是被学校便宜行事，“社会事”不该孩子承担，我就会抗争到底。
2.教导孩子“大人也不一定正确”：在谘商时，若遇低年级的孩子惧学，根据实务经验，多数都跟师长有关，因老师是学校领域的权威，导师的处理态度会影响学生、影响班级。所以，更要告诉孩子，大人也不一定对，父母也是、老师也是，这个说法多少可抵消孩子的自我谴责。接着让他知道有任何情绪都没关系，我们会一起想办法。
3.父母要负责跟老师沟通：不要让孩子传话，父母要负责跟老师沟通。一些人以为“沟通”是去吵架的，这往往是沟通前已累积太多误解才心有芥蒂，以为沟通等于冲突。父母当然心疼孩子，故沟通前先梳理好情绪，找人聊聊宣泄，冷静后问自己想得到什么，再表达诉求，同时也顾虑导师可能会有的压力处境（像是学校规范、主管评价、个人状态）后再做沟通。
性骚扰事件后，我花了好些时间去厘清来龙去脉，协助儿子回想细节，他说是他们在起哄，但他并没说“不去讲就揍人”那句话，他回想应该是甲同学说的，但是乙同学听成是他说的。我问他为什么老师问的时候不反驳呢？他说因为自己也是起哄的一员，觉得理亏（陷在情绪里）就说不出话了。
儿子被通知静待调查，他很担心，甚至睡不好，于是好几天我都跟他谈关于被性骚扰的不舒服及性平会的必要，而爸爸保证一定会陪他并确认公正性，我也让他对着手机录音，练习澄清当时情况。
隔两天，儿子主动跟女同学道歉，他自己觉得起哄也是错，对方接受道歉，她知道儿子从未如此，反倒骚扰的那同学是累犯才该受罚。一个月后，性平老师通知儿子不用被调查，这跟他无关，我说太好了，希望他学到尊重他人，尤其不要盲从跟着开别人身体玩笑。
学校的处理我并不满意，最大瑕疵是“讯息传达的轻率”，可以说清楚的过程却简略说，只告知家长要到校协助调查的结论，未顾及听者心情。后续整个调查与处置的过程也没知会家长和学生，一切等通知，仿佛等法院宣判一样。其实只要不嫌麻烦好好说，家长绝对尊重学校的行政流程。
如果孩子在校遭受不合理的对待时，父母要笃定保护孩子的立场，别先责备孩子，并主动与老师沟通，以下步骤供大家参考：
1.事先约时间：不要临时跑去，先让老师有所准备。
2.了解老师角色职责：老师要面对很多学生，了解越多较能提出合理的要求。
3.说明孩子被此事影响：如睡眠焦虑、心情低落、专注力变低等，举出其中因果关系，表示家长不是无端找麻烦。
4.提出诉求：针对模糊或不合理之处，提出希望老师怎么做的想法，互相配合。
5.没有回应时才提升沟通层级：沟通无效才越级找校长，或考虑转学。老师对低年级孩子的影响很大，如果环境不友善，转学会比留下来对抗的好。
文/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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