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示意图（图片来源：Unsplash）
常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生于农历一九三三年九月，常姨生于一九三四年三月，母亲仅大常姨半岁。小时候，她俩性格相投，什么话都谈得来，母亲姊妹不多，就把常姨看作自己的亲妹妹。
常姨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新中国成立后，她积极要求上进，后来入了党，又带领我母亲参加妇女工作，成为我母亲入党介绍人。成年后，常姨进了汉口的工厂，母亲在农村成了家。这之后几十年，她两姊妹，从没间断相互的联系。我们小时候，母亲常带年幼的我，去汉口看望常姨。先前，常姨家住在汉口的胜利街，后来搬到了旅顺路，又从旅顺路搬至鄂城墩，无论常姨家搬到什么地方，母亲都能找到，尽管母亲没有文化，但她常说：“鼻子底下就是路。”
一九七五年，我顶父亲的职到武汉参加工作，每年回乡过年，母亲都要提前给常姨备一份拜年的礼物，都是常姨小时候爱吃的家乡土产：糍粑、豆丝，也有母亲平时攒下的土鸡蛋。我回汉时，母亲都会一再叮嘱我：记得去给常姨拜年。我自然从来不敢怠慢，因为母亲同常姨亲，也因常姨从来不把我当外人。每次去看望常姨，她一定要留我吃饭，即便我有事要走，她也总要去厨房弄点东西我吃。有时是热一大碗排骨藕汤，有时是一大碗炖得很烂的白莲木耳，有时是桂花糖芯汤圆，即使没有现成的，也要去煮几枚鸡蛋，再加一把细细的粉丝，淋上香油，看着我一口气吃完，才高兴地让我离开。
一九九六年夏天，姨父突然病逝，为安抚常姨失去亲人的悲痛，母亲放下手中的一切，到汉口陪伴常姨。那些日子里，她俩姊妹又仿佛回到从前，相互聊着各自的家常，又相互抚慰着彼此的心灵。也就是在那次交谈中，常姨知道了我所在的工厂已全面停产，夫妻二人都面临下岗。常姨知道我母亲正在为我们今后的生活担忧，就果断地对我母亲说：“叫先运同老表们一起做生意。”母亲这才知道，常姨的几个孩子，都在做文化用品生意。母亲了解情况后，把我叫来，告诉我她和常姨的想法。一听说要我做生意，我心里只犯嘀咕：一是没有心理准备，二是对做生意缺乏自信，更为重要的是，我手里根本没有做生意的启动资金。常姨从我的顾虑中知道我的难处，就说：“你别担心钱的事，只要你愿意，就叫几个老表抬着你做。”我见常姨这么说，就同意先去了解下表弟们的生意情况。当我去察看了表弟们几家店的生意后，我便下决心学做生意了。三表弟说：“你决定好了，就在市里学校门口找个门面，其余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有了表弟这个态度，我再无丝毫犹豫。不久，我便在汉阳五琴路小学旁找到门面，就叫表弟们来看看，几个表弟来后，在附近转了转，又问了学校的一些情况，就鼓励我大胆的做，并叫我租两间门面，一边卖学生用具，一边卖体育用品。我从没做过生意，没有胆气一下租两间门面，更重要的，我手中只有区区几千元钱，缴过门面的租金，留给进货的钱就不多，若再租一间门面，根本没有钱进货了。我不好意思将实情告诉他们。几天后，我从厂里买来几个旧货架货柜，就打电话给三表弟。三表弟问我准备进多少钱的货。我不好意思说，有五六千元。三表弟在电话里停了会，就叫我明天早上在汉正街口等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平时补一次货都是上万元，我一个新店开业，几千元进什么货呢。那天，三表弟准时开来他进货用的边斗摩托车，带我到几家他熟悉的老板那里点了货，并介绍我同大家认识。当天晚上，大表弟和二表弟也赶来，三兄弟一起将进的货上了货柜并标注了卖价。直到这时，我才见几处货架上仍空空如也，心里有些难堪，三表弟这才告诉我，明天，他从自己店里给我调些货来。第二天早上，他果然又开来摩托车，拉了一大车货物，全是学生用的各种抄本、墨水等。他将货物摆放在货架上，交给我一张单子说：“这是货单，你点下，以后赚了钱，再给货款我，赚不到钱，就算我送给你的。”那一刻，我真的不知说什么，只是紧紧抓着三表弟的手，说了声：“谢谢！”
果然不出表弟们所料，开业后，我的生意一月好于一月，不到半年，我就扩大一间门面，第二年，又在汉口开了一家分店。有这样一段经历，我和几个表弟的关系更加和睦，每年的春节，我就主动同他们相约，一来是去看看常姨，向她说说我的生意情况，让她不再为我的生活担忧，二来，也是感激表弟们的帮助，让我度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随后几年，下岗工人越来越多，生意也一日难于一日，后来，表弟们纷纷放弃了做文化用品，转做其他生意，我也于二零一一年将店转给了侄子。
二零一五年春节前，母亲突然发病去世，常姨知道后痛哭了几天，她要回乡同我母亲作最后的告别，因常姨身体不好，又坐不得汽车，子女们就代表她前来为我母亲送别。那一日，我突然收到常姨的电话，她说前天还同我母亲打过电话，她的身体好好的，怎么这突然就走了？我告诉常姨，母亲是患的突发性脑溢血，前后只几个小时，她什么话也没有留下，就这么走了。说到这，我听见常姨在电话里哭道：“她说好，过完年来看我的……”
这之后，我就经常收到常姨的电话，电话里除了了解我们的情况，就是嘱咐我要照顾好年迈的父亲。
二零一七年我去澳洲看望孙子。有一天，我又收到常姨的电话。我告诉她，我们来澳洲的情况。她又问孩子们的情况，一个个都要问到。我说：“常姨，长途电话挺贵的，以后就不要打了，等我们回国后再去看您。”
二零一八年夏天，我们从澳洲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告诉了常姨。她得知我们回国后，显得非常高兴。我问她现住在哪里，我和萍萍（老伴）去看望她。她说，她现住在友友（二表弟）家，他们从西马路搬到了金银湖清水湾，还说，这里离市区较远，叫我们不要来了。我说两年没见您了，一定要来看看。我就打电话友友，问了地址。第二天，我们冒着酷暑，转了几次地铁和公汽，终于见到了我们十分思念的常姨。那一年，常姨已八十四岁，我们见她身体尚好，内心十分高兴。我们将两个小孙子的相片和视频给常姨看，她看得十分认真，一边看一边抹着泪说：“要是你妈在，该有多高兴呀！”
自那次回国后，我们便回到老家居住。我们又经常收到常姨的电话，除了不忘时时问候我父亲的身体，就问我们兄妹，问澳洲孩子们的情况，一个个她都记得十分清楚。有时，我也主动给常姨打电话，询问她的身体。随着她年纪的增大，她的腿脚越来越不方便，连下楼活动的时间也少了，常常一人在家，为减少她的寂寞，每次与她通话，我就有意陪她多聊一会，这期间，我和兄长相约，每年秋季帮侄子忙完开学的生意后，就去看望常姨。我们每次的到来，常姨都特别高兴。去年秋季，我们又一次去看望常姨，她高兴地对我们说，“土改”的干部来看她了，还送给她一个“金坨坨”。说罢，指着凉台中吊着的奖章让我们看。二表弟稍稍告诉我们，这是街里在“建党百年”为光荣在党五十周年的老党员送来的纪念章。还说，他母亲一辈子看重荣誉，待她哪天走了，就让她把奖章带去。
今年春节后，我们去汉口，忙完侄子的生意，兄长突然说，我们今年提前去看看常姨，顺便给她拜个晚年。当我们从二表弟家出来，都感到常姨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见了我们，话了少了许多，吃饭时也很少动筷子。告别时，我们分别拉着她的手，叫她保重身体，并告诉她，过段时间我们再来看她。
我们回家后，再也没有收到常姨的电话。我有时拨打过去，她也不接。我担心常姨的身体，就给二表弟打电话，他告诉我：“她已忘了自己的手机”。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难受。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又突然收到常姨打来的电话，我心里一阵高兴。可电话是表姐打来的，她告诉我，她妈已于当天凌晨四时去世了。
常姨是我母亲娘家最后一位亲人，她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位至亲至爱的长辈！几天来，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想起母亲与常姨一辈子相亲相爱，她们虽不是亲姊妹，却胜过亲姊妹。常姨用她一辈子的善良和真诚，赢得了晚辈们对她的尊敬与孝顺。我在内心暗暗感叹：幸亏我们今年春节后去看了她一次，要不然，常姨突然的离去，会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遗憾。正如表姐告诉我们的：不知何故，今年春节后，不仅我们都来看望了她妈，就连她家外地的亲戚，也全回来同她妈见了最后一面。她妈走时很安祥，没有什么痛苦和遗憾。我想，这也是慈悲之人一辈子的修为所至。常姨正是用她一辈子的善良和待人真诚感动着天地，冥冥中召示她的亲人们，在她离开这个世界时都不留有遗憾，也让她西去的路上，再无挂碍，一路轻松。
作者：杨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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