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莉莉
我比较喜欢做饭、在家主厨。吴二是洗碗机，负责处理烂摊子。他比我仔细，利索。所以我从不担心厨房和用具的卫生。只有一口蒸锅，我不时要瞅上几眼，看看是否被刷的彻底。近一年来，我还常沾着专用清洁剂、仔仔细细的再擦拭一番。
这口锅是母亲生前送给我的。
十多年前回家探亲，家里添了一口新锅，漂亮又实用。母亲说是一个老乡为了答谢而送来的礼物。我随口夸奖了几句，并没放在心上。到探亲快结束时，一口一摸一样的新锅躺在盒子里，被放在我的行李箱旁边。
看了一下标签，是Amway的产品，应该挺贵。想起家里老乡的孩子做这种直销，便问了一下价格。母亲说两千五，脸上带着舒心的笑，像是完成了一件策划已久的工程。
我从不让母亲给我买东西，两代人的眼光不一样，买了东西造成浪费还得让她心疼。自己购物，只要看上的，并不计较花钱多少。可听到她这一大手笔的花销，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母亲节俭克己。年轻时光顾及丈夫和孩子，很少给自己买东西。老年经济宽裕了，也没有改变。穿的外衣几乎都是孩子和亲朋买的。自己的内衣，小用具之类的，都是上地摊去买。有时我姐和我买上几件像样的内衣，她会把它们叠的好好的放在橱里，基本不穿不用。
惜物，对一个物件的反复使用，被她做得过了头。我回去看她，收拾房间时的一大任务是扔东西。那些用过的塑料袋和食品盒子，被她洗干净叠好，藏在几间屋的角角落落。每次都会整出几大包，还要趁她不注意时偷偷去扔。青岛的朋友见到我都会笑着问：这次回来又扔了多少塑料袋？
有一年，小哥带她去加拿大，看她从小拉扯大的孙子。在从青岛到北京的高铁上吃饭，她拿出了一包不知几顿吃剩的碎馒头，正待要啃，被小哥一把夺下。她一脸无辜的神情：怎么了？我愿意吃馒头呀。
当小哥哭笑不得的跟我们讲这件事时，语气上颇有些忿忿：“你说这叫同车的人看见，不说我们虐待老人吗？” 我大笑, 能体会小哥当时的窘状，也理解母亲早已渗透到骨髓的节俭习惯，任何的外力也无法改变。
对自己，恨不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就这么一口单锅，她连眼都不眨的就把两千五花出去了。对于当时已经八十岁的普通老太太来说，此举堪比土豪。只是这种豪气她绝对不会用在自己身上，只会用在子女和亲朋或者她认为需要帮助的人那里。我的大姑姐知道了这件事很感慨，开着玩笑问吴二：你说咱妈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也买个这样的锅？
在高铁上啃剩馒头那件事，反映母亲的节俭成性是真，说她偏爱馒头，也是事实。她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她从来不馋那些所谓的山珍海味，每顿饭只要有个馒头就满足了。
对于这句话，我一直半信半疑。就像小时候家里偶尔吃鱼，母亲总说只爱吃鱼头一样，明明是她为了叫我们多吃几口的善意谎言吗。后来生活已经相当的好了，她偶尔自己一个人吃饭时，还是经常只啃馒头，不就菜 。几次三番，感觉她还真是有严重的馒头情结。
母亲老家在山东胶东半岛。十一岁时，没了娘。除了姥爷之外、只有一个大姨作伴。在农村普遍重男轻女的环境里，母亲和大姨从来不敢像堂哥表弟那样任性，饿了回家搬饭（山东土话、指正餐之间的填补饥饿感的加餐），只能搬块冷窝头，地瓜之类的充饥。后来大姨也早早去世，母亲又失去了唯一的女性温暖。
姥姥去世后，姥爷并没续弦。一个山里的大老爷们，在吃上恐怕也是马马虎虎，只会叫母亲去煳饼子，煮地瓜等。于是，特殊场合才见到白白胖胖的馒头，在窝窝头，地瓜干等一众粗鄙丫鬟的烘托下，像一个粉琢玉砌的公主，成了在母亲的精神上和肠胃中最受欢迎的贵客，滋养，伴随着她的成长，再无别的食物可以替代。就像作家莫言对待饺子一样，馒头成了母亲顿顿，天天，一生都离不开的钟爱。
像一棵生在多石少土贫瘠山间的松苗，母亲十几岁时就当上了村里的青妇队长，参加工作后不久嫁给我父亲。她并没有过上像人们想象的那种官太太的生活，五年中四个孩子接连出生，-实在顾不过来，就把大哥留在老家她的干妈那里。直到上学时才接回来。
解放初期的干部大都非常廉洁，父亲也不例外，从不会以权谋私。他工作忙，回家晚，可回到家里是有特权的：说一不二，吃小灶，不太插手家务等。母亲则如同全家人的保姆，一边学习工作，一边拉扯四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包揽着几乎全部的家务，个中的艰辛和苦涩和同时代的劳动妇女相比，并无二异。
小时候没人教授，母亲做菜不讲究，只会熬大锅菜。可她做的一手好馒头。调的面硬，不惜力气的揉，还会做出各种的花样。比起外边卖的，要算是上等精品。父亲离休后，经常下厨 ，擅长烧肉，手艺颇佳，他也常夸奖母亲馒头做的好吃。受此影响，我也喜欢做面食。来到澳洲后，地域扩大，还学会了烤面包，西点等等更为复杂的东西。最经常化的，还是每周蒸一次馒头或者花卷。
最近常做的是呛面馒头，配料极为简单，只用面粉，酵母和水。面团发好后，再揉进干粉。这种馒头紧实，有嚼头，口感最接近母亲做的。把它掰开，可以看见里边一层层的纹路。撕着来吃，和母亲相处的点点滴滴也就被剥离了出来。
文革时期，父亲是走资派，在单位挨批斗，心情不畅，回家也经常会和母亲发生摩擦。母亲要抚慰父亲的情绪，应付着单位的造反派，顾及家里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她一个人扛着这些负担，为了家庭的完整隐忍着，经常需要出外走走来平复心情。
我那时老有一种担心，认为母亲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是住楼上的一个干部不堪被批斗侮辱而自杀的传说，在我们小孩子心里留下了阴影。姐姐大我几岁，安慰我说：没事，一会就回来了。我便会忍着瞌睡等，有时熬不过就睡过去了。能等到的时刻，母亲脸上泪痕早已擦干，家中气氛立刻安详如常。
文革后期，我初中刚毕业被分配到了沂蒙山沟的兵工厂，一年只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哥姐们在青岛也被分配到了工厂和学校。母亲在我离家初期整宿的睡不着觉，她惦记着我，经常的写信和寄包裹。一次我带着厂里的好朋友去青岛一起休假，母亲爱屋及乌，也为了感谢朋友在山沟里对我的陪伴，大大方方把吃穿用品都买了同样的两大提包，给我俩人手一份。
我回家探亲，小哥慷慨的让我用他的凤凰牌的自行车学骑。七十年代，一辆凤凰车能顶上现在的奔驰和宝马。一天傍晚，我在家门口的马路上骑的正欢，父亲看见了，大声的呵斥：“你干什么呢？回来！” 我乖乖的把车推回来，父亲一把夺过，放进屋里上了锁。
我很伤心，可没有掉眼泪，一言不发的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母亲搬了一个小凳坐在我旁边，递过一杯水，默默的陪着我整整坐了一个晚上。从小受过家族重男轻女之苦的母亲，无力改变父亲，明白语言在这种时刻的苍白，只是在用行动表明：你难过的时候，有妈的陪伴。
恢复高考后，我从兵工厂所在地参加考试入学。毕业后被分配回了青岛，母亲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她联系了市里的政法机关，主管人事的负责人去市里查看了我的档案后很高兴。欢迎成绩不错的我进入政法机关。可这事受到了吴二的强烈反对，为了阻止，他甚至闹到我妈的单位。我和吴二在山师大认识，他是我唯一处过的对象。从山沟迈入校园，我一直属于傻大妞的状态，在艰难的抉择中屈从了强势和蛮横的一方。后来，我没有后悔过到青岛二中当一个老师，可想起母亲知道最后分配的结果时那失望和伤心的眼神，心里就像被剜了一刀，这是一生中我最对不起母亲的地方。
对待孩子工作这件大事，母亲对我没有威逼，像一些虎妈那样，让我在她和吴二之间二选一。她自觉的退让，让这事很快翻了篇。那时，我还没结婚。母亲自始自终没有在我的面前数落吴二的不是，一直尊重我自己的选择。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她经常告诫我们要多记别人的好，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等。这次，吴二冒犯搅局在先，母亲还是包容了他。有容，德乃大。母亲是用自己的亲为，向我传递了这项人生安身处世的大智慧。也让我懂得，真正的母爱不会计较得失。
心胸豁达的人往往都是乐观向上的。我来到澳洲二十多年，每个星期都会跟母亲通电话，每一次，她都是满心欢喜的说着各种好消息：今天离休工资又涨了，明天老家的外甥又来帮她做家务了，听起来天天过的阳光灿烂。我知道，她不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感谢生活的馈赠。达观，乐天，使她战胜了两次较大的疾病，一直健康，自理，有质量的活到了九十一岁。
从社会地位和物质的角度看来，家中的一切，都是仰仗父亲居多，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可作为一个女儿，我一直认为，母亲的隐忍包容，善良，对子女无条件的爱才维系了一个正常家庭的运转。有了爱，我们兄妹才能在成长过程中，树立起良好正确的世界观，避免性格偏执，能够积极的一直向上。
二零二零年一月四号，我给母亲最后一次剪的头发，陪她吃的早餐，给她拍的最后一张照片。四个月后，五月四号她在睡梦中安详去世。
母亲去世时，因为疫情我无法赶回家送她一程。姐姐在处理完后事后，发短信问我，家里的东西有什么想留下做个念想。我回信说不用了，母亲留下的礼物已经很多很多。
有形的礼物如蒸锅，让我自己动手，保持着家里的传统。无形的也历历可数：勤劳节俭，宽容豁达，隐忍坚持等等。来澳洲后，无论是努力工作，学习各种技能的态度和体能，面对困境时坚持下去的意志，还有面对吴二变老后无比固执的宽容，都是母亲的遗传和言传身教的感染力所赐。拿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一句台词来说就是：“有了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我深深的感谢母亲这些一生受用的精神馈赠。
前几天，为支持疫情后刚复苏的电影院，和女儿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The Father》，中文译名应该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讲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和女儿相处的生活故事。我并不太适应以一个思维错乱的人为视角，意识流般的叙事方式。可看到最后，垂垂老矣的父亲（安东尼Anthony Hopkins饰演）蜷缩在一个护工的怀里，喃喃自语的叫着要找妈妈时，不禁潸然泪下。活的越久，越会明白：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像母亲那样对我们好。而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兄妹整整一年了。
那天晚上又梦到了母亲。她来看我，盯着我的笑脸上添了一点生疏。我心疼的上前搂住她，大声告诉她这次来了就不用再走了。想逗她开心，便指着那口蒸锅说：妈，澳洲的煤气纯净。你看这锅用了十多年了还是崭新的，咱们再来一起蒸馒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