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鸣

深圳湾畔的养殖场在文化大革命前几乎没有人偷渡，但知青们手上的四年户口保留证作废后，偷渡的人便越来越多。知青们原先的回城美梦只不过是想在农村熬足四年后能回广州工作，可没想到政府的承诺说没就没了，一些不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的学生哥只好鋋而走险，卒七进一渡河赴港，走一条“曲线回城”的路—-即先到香港，然后再以香港同胞的身份回广州入户。

养殖场偷渡的成功率是极高的，他们不用 “督卒”渡河，他们只须渡海，因为养殖场的出海队员们都有一张出海证，一上蚝船，便已等于出境，前往香港百分之百成功。

1899年，清政府跟英国人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作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附件时，称“以潮涨能到处”为界，即是以潮满时海流的最高水位作为两地的分界线，海水属于港英，陆地属于中国。因此，养殖场只能在海底养蚝，不可以在水中捕鱼；而香港的流动渔民则只能网水中的鱼，不可以在滩涂养蚝。

南头后海养殖场与香港新界隔海相望，出海养蚝即等于进入香港境内，因此必须持有出海证。

出海证由县政府（文革期间称县革委会）核发，有效期半年，除持证人姓名、性别、年龄外，还有十个手指头的指纹箕斗形状。

文化大革命后期，偷渡人士越来越多。为了遏止偷渡潮，有关部门决定将偷渡香港的行为升格为叛国投敌，并成立水上派出所，让水上警察肩负起守卫边防的责任。警察不同士兵，边防军不可以下海抓捕偷渡人士，但警察可以驾驶水上公安快艇出海捕捞游泳健儿。

然而，上头似乎低估了那些回城无望的年轻人的逃港决心，眼看着养殖场的知青一天比一天少，官老爷拍案大怒，终于决定解散这个深圳湾畔的养殖场。

1969年11月12日晚上，养殖场附近村庄的武装民兵接到命令，加强海防戒备，如发现有人强行偷渡，格杀勿论。

大约十时左右，养殖场的青年蚝民尚未进入梦乡，突然听到高音喇叭传来场长嘶哑的声音：“全体场友注意，三十分钟内，收拾全部行李上车。”

场友们虽然不明所以，但也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当他们提着大包小包走出门外时，发现早已有七辆大型货车在篮球场上恭候。

一百多名新蚝民还未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被运送到边防区外的石岩五七干校。

这批广州来的学生哥从此与养殖场永别。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宝安县劳动局一位姓彭的干部来到石岩五七干校，在一个大草棚里当众宣读分配名单，家庭出身好的人被分配到公安局、电信局，家庭出身一般的人被分配到县城的食品厂、磷肥厂，家庭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们被分配到边防区外的水泥厂，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到砖厂、酒厂和公路道班……最后，彭干部宣布：分配立即生效。

随后，这批广州学生哥被分别送上停在草棚外的七辆大型货车，各奔东西，从此成了深圳人。

注：卒七进一是中国象棋术语，意为“准备渡河”，当年广东人都称偷渡香港为“督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