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莉莉
上周一是五四青年节，睡前，看到扔在桌子上的Ipad屏幕闪过了一行字：咱妈今天下午五点多钟在睡梦中去世了。
打开微信，盯着这行字发呆。屏幕黑了，机械的再点开。不知所措的，脑子里一片混沌。有一瞬间，恍惚觉得短信前边那网名不是我姐的，而应是一个不知何时加我微信的人，不小心发错了地方。
不知过了多久，我回了姐姐这样几个字：我们从此没有妈了？！
明白过来，心变得空落落的，像一粒悬浮在风中的微尘，感觉不到自己的位置。也许，它再也不会笃定稳妥的落到原来的那个地方。
瞪着眼睛看着夜色中灰蒙蒙的天花板，我明白：疫情之下，无论如何也赶不回去了。爬起来不甘的又刷了一遍飞行网站，最早的一班五天以后，转机三次，航程五十二个小时。联系刚刚回国的朋友，得到的回答是：下飞机检验完毕后，直接被拉到城阳区隔离十四天。
国内好友焕萁发来了短信，其中一句话阻止了我的挣扎：千万不能回来，你忍心让老母亲在冰冷的地方等着你折腾吗？
四个月之前，一月四号的下午，是我探亲的回程。外甥两口子开着车过来送行，二哥和嫂子帮着把行李拿下了楼。我在门厅里拥抱了母亲一会儿，嘱咐她留在屋里，别下楼。母亲点点头说；“好，我不下去，你走吧。”然后，她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向我挥着，微驼着腰，看着我一步一回头的下了楼梯。
航班是直飞墨尔本的。候机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和父母拥抱告别的场景又让我湿了眼眶。一年前，大约也是差不多的探亲回程。那次，她把我送到楼下，跟我商量：“我再把你送到机场吧，最后一次。” 我坚决不允，叮嘱二哥看着她回到楼上。从那以后大半年过去，慢慢的，她就不太下楼了。
触景生情，我几乎是抹着泪登上的飞机。回到墨尔本后仍然焦虑，想跟什么人诉说一下。女儿建议让我在今年圣诞节之前再回去两次。然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到时由谁照顾外孙女诗恩，安排妥当，紧皱着的心舒展了一些。
一月底，武汉封城。很快，澳中断航，家乡青岛也开始居家隔离。每天关注着疫情的同时，我也默默的祈祷，期望母亲和家人都能平安度过疫期。原来每天过去给母亲做饭的二哥搬去和她同住，我继续周末打电话关注着她的发展，情形似乎稳定。可母亲没有给我再次回去看她的机会，那扶着门框向我挥手的瞬间，成了母女相望的最后一个画面。
母亲两儿两女，我是老末。人人都说，女儿是妈的小棉袄。我结婚好多年以后，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不常见到的大哥喝的多了点，醉醺醺的跟吴二交待：我这个妹妹可是老太太的掌上明珠，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可饶不了你。
他说的是醉话，但大体是不差的。母亲对小时候的我是满意的。她不止一次的对人说：“小闺女听话，从小到大，没挨过我一指头”。举的例子是我不乱吃禁忌食物，气管炎不治而愈的故事。
不满十六岁的时候，我离家上了沂蒙山区的三线工厂，八年后到济南山师大上了四年大学，回来以后马上结婚生女，再后来，又跑到更远的澳洲。家庭关系定律中，近的臭远的香。距离，使母亲难以看到她小女儿的缺点和不足，隔着千山万水，一直努力向我传递着温暖。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娘的心头肉。小的时候，除了挨训少，我并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的待遇。母亲竭尽全力的给予她四个孩子平等的爱。每个月发工资买了零食，有了稀罕的食物，父亲小灶留下的好饭，她自己不吃，都是分成四份，让我们兄妹自己保管，商量着互通有无。我们也从未因为吃穿这些小事掐过架，母亲的榜样一直就在那里。
对于父亲前妻的子女，母亲也是一视同仁。为了挽留住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大姐，母亲联系好政法学院，反复做工作让她去报考。大姐那时大概是心有所属，坚决的回老家结了婚。后来，他们兄妹三人来青岛探望，办事，都是扑着母亲而来。有时甚至会绕过老爸，直接看了母亲便离开。
经常需要来青办事，治病的老乡，都在母亲这里得到了热情的招待。有一次，老爸怕来人把病传染给孩子，脸色铁青的和母亲大吵。母亲顶着压力，妥善的给那人安排了住宿和治病。至于帮扶有需要的人钱财，对她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母亲十一岁丧母，仅有的一个姐姐也早已去世。艰苦，缺少母爱的幼年，她养成了对自己十分节俭的习惯，有时可以用寒酸形容。可她却心胸开阔，乐观向上。一直教导几个子女，不管是对事还是对人，要多去看好的一面。并且用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慷慨大度，润物无声的感化着我们。
我曾一度浅薄的认为：母亲那一代人文化不高，没什么爱好。离开工作岗位，孩子大了以后，生活会无趣无聊。后来看到她和诸多朋友有来有往，老家亲戚络绎不绝。分享瓜果梨枣，参与大事小事。自己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方才悟出：当母亲用吃苦耐劳度过了谋生的阶段后，一直是用她的善良豁达，帮助别人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欢乐世界，从和子女的亲密互动，和周围人的友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看到了第四代，我怀抱的是姐姐的孙子。
母亲私下里对我说，在兄妹几个中，她觉得最亏欠的是对我。两件事让她有了这种歉意：一件是在很小的年纪送我上了三线。当时家里三个毕业生，我是初中，大哥晚上了一年，和姐姐同时高中毕业。那个时代的公务员不会搞特权，又怕影响哥姐的分配。母亲纵有不舍，还是眼睁睁看着大卡车把我带进了沂蒙山区的兵工厂。后来几次想给我调动，因为父亲坚持不以权谋私，也未成功。直到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才分配回青岛。
我生女儿时，刚离休的父亲带着我不到两岁的外甥，母亲还在工作，同时帮忙照顾一岁多的侄子。婆婆手臂有点问题，也不想也不想再带第三代。自己的小家离单位较远，再冷的天也得抱着孩子乘交通车上班。眼看着女儿艰苦，狼狈的一段生活却无法帮忙，应该是母亲觉得歉疚的另一个原因。
姐姐，二哥一直在母亲的身边，姐夫原在医院工作，父亲和母亲生病住院，每次都会得到最好的照顾。家里有了稀罕的食物，姐姐也会第一时间送到家中。二哥的付出最多，二老都是由他照顾到终点。比起来，我才是亏欠父母的一个女儿。
给母亲带来伤害的，首先是我的不断离家，以出国的那次伤害最为严重。留守女士的七年，我基本上是带着女儿住在娘家，帮着照料妈妈不在身边的侄子。老少三代热热闹闹，是母亲乐见的一段生活。
然而，人到中年，我又一次离家，到了让老年的母亲完全够不到的地方。语言不同，生活和前途毫无着落。诸多的担忧，思虑，让她在我走后一个月，脑干出血倒在无人的家中。如果不是姐姐忽然回去发现送了医院，我将会怀着害了母亲的负疚感度过余生。
来澳洲一年，父亲病危。我请了三周的假，回去到医院陪伴。其后一个月，父亲过世。转过年来，我们在墨尔本买了房子，急忙给母亲买了机票和医疗保险，让她过来住了将近一年。那会儿经济拮据，只是带着母亲去了悉尼和墨尔本周边，但是母亲住的非常高兴和满意。三年以后，又把她接了过来。这次，手头有了余钱带着母亲坐游船，看了更远的风景。期间，也发生了一个惊魂插曲。
一天我下班回来，只上夜班的吴二说母亲出去了一天没回来。感觉不对，又无法寻找，我们报了警。警察寻人的标准是失踪二十四小时之后，可听到她七十五岁的年龄，又语言不通的情况，两个警察立马赶了过来。正询问着情况，母亲自己走了回来，因为迷路，她在外面转了整整八个小时。
我有些心酸，向母亲打探原因，她淡淡的说就是出去转迷了路。我却觉得哪里不对头。再三的审问吴二，他才招了。说因为母亲要帮着扫地，他不让。尽管他的口气极力的轻描淡写，我也明白了：那张喜事也能说成丧事的乌鸦嘴，伤了母亲的自尊心，让她觉得自己无用。
母亲第三次来澳，已经八十出头。吴二也许正处于更年期，耐心越发差劲。这让我对他的警戒程度差不多达到战时状态。只要吴二对母亲说话的方式，态度有一点不敬，我马上厉声怼过去，家里经常会出现剑拔弩张的气氛。女儿是我的铁杆盟友，有时也批评我为了保护母亲而反应过度。
这种局面是母亲不乐见的。在国内，她一人住着宽敞的房子，拿着离休的工资，身体尚好。而在这里，为了珍惜和女儿相聚的日子，只能谨小慎微，委屈自己。在我上班的白天，尽量的不去打搅吴二，盼着我下班和周末。她回去后，我没再埋怨吴二，只是一遍遍反省自己：如果我能换一个更温和的方式处理吴二的问题，是不是会让母亲住的更舒服和放松呢？
那以后，都是我回国探望母亲。每次两到三个星期不等，只有三四次是住满了一个月。在母亲满足的感叹的时候，我也曾决心下次多住。可早已从根本上违背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的我，架不住更远处风景的诱惑，让旅游又生生的挤去了陪伴母亲的机会与时间。子女是母亲的全部，反过来呢？我似乎无法鼓起勇气对此来一次自我审视。
母亲在渐渐老去。几次来澳洲，出外旅游，她兴高采烈的像孩子一样。后来我带她去黄河壶口瀑布和太行山大峡谷，她开始抱怨路难走，想打退堂鼓。对于壶口瀑布那样震撼的景色只看了几眼，便到出口等着我。慢慢的我觉察到，她身体中，脑子里的许多功能在一点点失灵，关闭。对许多事物失去兴趣，是她在表明不再留恋这个世界的态度。
从今年开始，每周在接我电话时，她不像以前那样高兴叫我的名字，问她吃什么饭，也只用“蒸的饭”这样最简单的句子作答。只有当我提到过一阵回去看她时，她才有了精神，一遍遍的问我什么时候。困于疫情，我只能说再过两个月。她便放大了声音：“那么长时间呀！”，最后再重复着多年习惯的结束语：“你根据你的情况定吧！”
我给她最后的电话是她去世的前两天，五月二号，比平常的时早了一点，二哥说睡了。过一个小时再打过去，她接过了二哥递过去的话筒，并没吱声。我掂量着选择最简单的问候，逗她讲话。她听懂了一个话题，说出了当时的时间，不到五点。我正高兴，话筒那边她又说了句你等会儿，就没了动静。二哥接过话筒说，“妈的小便失禁了。”通话结束，错过了她唯一感兴趣的话题。没能想到再多打回去一次，我感到遗憾和后悔。
母亲大小便开始失禁，是在去世前的一个月。自然规律不可逆转，除了感激二哥两口子更加辛苦的照顾，我并没有过于紧张。而是觉得我妈也会像许多同样情况的老人，撑上数月，甚至数年。母亲一生最不愿意麻烦别人。在疫情之前，一直是自己住，拒绝保姆。这次，她也不想给最信赖依靠的二儿子再增加负担。那天睡了一觉，起来自己去了趟厕所，回头再睡。安安静静，干干净净的走了。
父亲一生信奉的是共产主义，他有才华，为官清廉，经常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家庭第二。回到家里也经常一副严肃的面孔，直到晚年才开始变得柔软。十八岁就嫁给他的母亲，在事业上只是追随者。在公安机关做文员，勤勤恳恳一辈子。她用自己的无私，善良，包容和韧性，培养大了四个孩子和第三代我的侄子。维系着亲戚在内的每一个成员，营造出一个热乎乎的大家庭。
普普通通的母亲没有过精致的保养和穿着，却保存了人最基本的尊严和体面。讲不出多么高大上的道理，也从不摆架子，却活的透彻，明白，按照自己的意愿到了终点。她的孩子个个平平淡淡，没有像父亲那样走向仕途，受了母亲的影响，都是用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了安定的生活。
母亲来澳时曾接触过一点教会，对于圣经和基督真理并没有很多的了解和认识。她的一生所行是舍己爱人，爱子女，爱世人，遵行了神的律法，用生命活出了信仰。圣经的启示录里，耶稣这样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母亲没有痛苦的离去，临终时安详的表情也是一个明证：主的应许从不会落空，天国的大门一定会向她敞开。
我在寻找天国的电话号码，想对母亲说一声对不起：原谅我没能给她在人世间最后的陪伴，甚至没能看上最后的一眼。愿她脱离滚滚红尘的一切羁绊，在天国安息，静等儿女们再次欢乐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