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克修表示，瑞典境内疑有中国国安特务进行渗透工作，他怀疑两名商人是受命行事，就像中国式KGB，若他们不是受雇于中国情报机构，也定必是遵照中共的建议或指令行动。
图为桂民海的女儿安吉拉（Angela）（左）和前瑞典驻华大使林黛安（Anna Lindstedt）。（图片来源：脸书/瑞典驻华大使馆官网）
香港铜锣湾前股东、瑞典公民桂民海2月被北京当局重判10年。去年1月，时任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曾安排桂的女儿安吉拉（Angela）与两名“中国商人”会面，对方曾警告她不要再发声。瑞典当局以“未经授权与外国势力协商”罪名起诉林，案件原定今日（19日）开审，因武汉肺炎疫情而押后处理。近期，港媒《苹果日报》取得瑞典法庭文件，披露其中一名中国商人的神秘背景。
《苹果日报》获得的斯德哥尔摩法院公开文件包括了瑞典国安局（SAPO）调查报告、口供、书信、照片以及瑞典外交部文件等，披露了恐吓Angela的商人刘瑞宸的个人及公司资料。有专家证人估计刘是受命行事，就像“中国式KGB（克格勃的简称，克格勃是前苏联的最高情报机关）”。
报道指，2019年1月24至26日，林戴安邀请Angela到斯德哥尔摩喜来登酒店，与两名商人会晤，证实分别是迷你硅谷创新集团董事长“刘瑞宸”和斯里兰卡裔行政总裁密维拉（John Meewella）。根据法庭文件，刘曾多次向瑞典移民局申请签证，但他提交的香港身份证和中国护照副本均显示其名字是“刘汶轩”。瑞典国安局调查报告亦指出，喜来登酒店定单纪录中，刘使用“Liu Wenxuan”（刘汶轩的汉语拼音）之名订房，怀疑刘汶轩就是刘的另一个名字。
法庭文件引述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施子天（Sebastian Magnusson）于去年1月28日发出的内部电邮，指刘的背景是个谜，此人一早被瑞典移民局的内部数据库封锁，禁止入境。最先是2014年4月，刘以“Liu Wenxuan”之名透过瑞典驻京大使馆申请申根签证，其出生地是福建、出生日期是1963年10月14日，以商务目的访问瑞典，但遭驳回。移民局的回复指，申请者“Liu Wenxuan”曾于2008年及2010年办理签证，当时使用的名字为“Liu Yiyu”，出生地和日期分别是甘肃和1964年1月11日，与2014年他报称的个人资料不同。经过相片比对，当局证实申请者“Liu Wenxuan”和“Liu Yiyu”是同一人。
施子天的内部电邮还透露，瑞典移民局早于2011年接获匿名信，举报刘拥有两本护照，他可能使用其他名字外游，例如“Kevin Liu”和“Liu Nanyu”。
2017年12月，刘汶轩再尝试透过瑞典驻上海领事馆申请申根签证，瑞典移民局一再拒发签证，刘后来通过芬兰驻香港领事馆申请申根签证。为何一位曾多次被瑞典移民局拒批签证的人士，能够和大使林戴安走近并取得信任？对于刘被拒批签证，林戴安接受警方盘问时称不知情。她描述两人早年在深圳活动认识，认为刘为人可信，被问到安排Angela和刘会晤之目的，她强调是介绍工作机会给Angela，希望利用刘的人脉关系，协助桂民海释放。
此外，根据Angela的口供，去年1月25日会晤期间，密维拉声称刘曾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与大使桂从友开会，就桂民海案谈判，但提出十个交换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安排Angela到中国工作，以证明她是中国的“朋友而非敌人”。调查报告亦显示，25日晚，刘在斯德哥尔摩餐厅Wedholms Fisk举办过另一场饭局，邀请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人员及一些瑞典人士参与。
随着案情曝光，刘汶轩与中方关系、时任驻华大使林戴安是否跟代表中国国家利益的人员进行联系，是最重要的关注点。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早前接受《哥德堡邮报》访问时表明，他和使馆同事不认识刘汶轩，指刘既不代表中国政府，也不是中国公民。而根据法庭文件，资料显示出刘的中国居民身份证和中国护照副本，证明其公民身份。
报道称，刘汶轩以商人身份自居，生意业务遍及瑞典、南京及香港。刘持有香港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处资料，他报住铜锣湾伊利莎伯大厦一个高层单位，担任20间香港公司的董事，包括中瑞共生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SAACS Limited、世界遗产研究院亚洲分院等，涉足文化、教育、投资、音乐到医疗健康在内的工作，实质业务存疑。
而刘汶轩名下20间公司董事及股东名单，显示了一些人物，如瑞典商人阿德勒（Bo Niclas Adler）。根据案件的多份口供，阿德勒曾参与斯德哥尔摩会晤，密维拉在“谈判”过程中，提出安排Angela到阿德勒的中国公司工作，作为中方释放桂民海的交换条件之一。
刘姓商人与阿德勒也存在诸多交集。如二人均是瑞典智慧共生城亚洲研究院的团队成员；在香港一家名为“中国国际教育协会有限公司”钟，刘汶轩出任董事，阿德勒持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
专家证人：两名商人更像是受中国政府命令行事
报道称，林戴安案的调查过程中，至少有25人录取口供，除了案件主角及酒店与会者外，还包括前瑞典驻华文化参赞费斯克修（Magnus Fiskesjo）。
费斯克修表示，瑞典境内疑有中国国安特务进行渗透工作，他怀疑两名商人是受命行事，就像中国式KGB，若他们不是受雇于中国情报机构，也定必是遵照中共的建议或指令行动，“瑞典国安局已重复警告，中国、俄罗斯及伊朗等外国势力在瑞典从事多项间谍活动，试图影响瑞典人和外国。”
今年2月24日，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被中国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10年徒刑。
法新社说，桂民海案已牵动北京与斯德哥尔摩间的双边关系。
铜锣湾书店是香港独立书店，以出版中国政治禁书闻名。与书店相关的桂民海等5人于2015年10月至12月间，陆续在中国大陆、泰国、甚至在香港境内失踪。
责任编辑：白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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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24-12-20 03:12 12月初，三名台湾总统府当值宪兵因向中共特务提供机密遭到抓捕，之后中共渗透台湾网红的种种迹象也被媒体爆出，再次引起台湾舆论对中共渗透及《反渗透法》界限的讨论。 从中共诞生以来，统战与渗透一直是中共非常重要的战略手段，从未放松过。上百年来，其渗透能力堪称登峰造极，几乎就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往不胜。中共当局不仅依靠统战与渗透成功地将国民政府赶到了台湾，还将全中国百姓拿捏得服服贴贴。 西方政客的幻想曾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共的统战与渗透也随著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全方位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国，并顺利地在各级政府、学术领域，甚至地方社团中埋下种子，打下了长期盘踞的基础。 而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台湾社团从来就是一个重灾区，在民主环境里成长的台湾人并没有天生的免疫力，一些单纯的台湾人往往在有意无意间被利用了、被渗透了，被统战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堕落在红色的枷锁之中。 每当人们提到中共的统战与渗透就会联想到特务与间谍，其实统战与渗透的范围极其广泛，广泛到不能简单地用“间谍”的概念来分析论述。 比如说，一些有点影响力的台湾人常常会公开提醒台湾商人，不要在中共不喜欢的媒体上刊登广告，或避免发表支持台湾政府的言论，美其言曰出于“好意”或“保护侨胞”，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共的战壕里，替中共的统战与渗透发挥影响力了。让人产生恐惧或自觉宣扬“中国好故事”，都是红色渗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很多海外华人，包括台湾人或东南亚的华裔难民，他们的政治立场往往会随著中共影响力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有些人从反共走向亲共，之后又宣称反共，自由世界给了他们自由思想的空间，但他们是否真的能在立场的改变过程中摆脱中共势力的束缚呢？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因为中共统战与渗透的力量就像癌细胞，具有顽固的持久性，有时活跃、有时潜水，当沾惹上后想洗心革面就没那么容易。 在澳中经济处于蜜月的年代，澳洲只看到了滚滚而来的金钱，却没注意到中共的金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减轻了澳洲的经济危机，也削弱了澳洲的立国基础，澳洲政府在中共的玩弄下几乎成为了一堆木偶。谭宝政府最终反戈一击推出了“反渗透法”，气焰嚣张的中共和统会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中共的红色势力就此消亡了吗？当然不会！那张渗透的网络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可能在一天内轰然瓦解，该铺垫的早已稳妥，该下的种子也已扎下了根。 英国王子边上埋著红色地雷，中共军人挤进新西兰国会，泛红宪兵在守护台湾总统府，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澳洲也绝对不会例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区别只在于何时才被发现，西方民主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后知后觉。 中国人的群体很简单，亲共与反共都是摆在台面上，多多少少都对澳洲主流产生影响力，其它的绝大多数社团都保持低调，明哲保身，见风使舵，意见统一。 与中国社区相比，台湾社区反而显得比较复杂，那是因为各台湾社团在对台湾的定义上有著差异。 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海外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台湾本土社团代表台湾人发声，一直被认为是台湾人声音的社团并非来自台湾，那是一些民国初期就开张的百年老店，“XX堂”，或“XX会”，以及逃离共产极权迫害的难民组成的“越缅寮”团体，他们都曾接受了中华民国文化教育，本质上捍卫的是中华民国。当中共和统会在全世界粉墨登场后，首当其冲就是对这些社团进行统战与渗透，遗憾的是无一能够幸免。…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