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发哨人”：“早知道有今天，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武汉的同一天，中共宣传部门紧急全网删除一篇有关“疫情发哨人”的文章。该篇文章真实记录了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艾芬从吹哨到被纪委约谈，再到眼看着同事们一个个倒下，以及武汉人求医无门悲惨死去的心迹，她也后悔当时没有继续发声。该医院至今已有4名医生染病过世，院内有超过200医护感染，目前有多个科室主任用叶克膜维持生命。

综合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出版社旗下《人物》杂志3月刊于周二（10日）出版，该刊封面文章《武汉医生》第二篇报道“发哨子的人”长达8000多字，其中对艾芬医生进行的专访，部分解释了武汉中心医院市是怎样一步步走到医护感染严重的状况，并尖锐地指出武汉肺炎（Covid-19）“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

文章称，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有8位医生因在微信讨论疾病而遭警方约谈或训诫，其中包括已染疫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当时他们在微信所传的病人病毒检测报告截图，就是由艾芬拍下，并特别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等字样。

2019年12月30日，她将这份报告拍下后传到微信的医生群组里，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结果因此传开。艾芬说，她不是吹哨人，而是“发哨子的人”。

艾芬在群组贴出照片后，当天晚上，她就收到医院转达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要求不要随意对外发布有关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否则要追责。

文章又指，武汉肺炎疫情首次外泄，给艾芬带来了麻烦。1月2日早上，她被医院监察科约谈，指她“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艾芬说“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甚至被要求向科室200多人一一口头传达，不许讨论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艾芬说，“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和同行间讨论病人的情况很正常，而且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何况发现了很重要的病毒，怎么可能不说，这是医生的本能，“我犯了什么错？”

那次约谈对艾芬的打击非常大，“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 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艾芬很清楚发生了人传人，但是医院为了隐瞒真相，甚至不让医生将隔离衣穿在外头，“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她只好让急诊科的人把隔离衣穿在白大褂里面，“很荒谬”。

艾芬医生追忆，如果她当时没有被他们那样训斥，如果医院内部互相沟通，也许局面会好一些，“如果是1月1日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当武汉还在隐瞒疫情，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还宣称“可控可防”时，1月11日，急诊科护士胡紫薇感染，艾芬第一时间向院方报告，紧急开会后的决定竟然是把报告中的“病毒性肺炎？”删除。1月16日，一名副院长居然还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 ”一天后，1月17日，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叶克膜（ECMO）。

艾芬对此表示，中心医院代价这么大，就是跟医护人员信息不透明有关。急诊科和呼吸科倒下的医护反而没有那么多，因为有防护意识，但眼科、甲状腺乳腺外科都有不少医护倒下。她还说，作为当事人的她非常后悔，后悔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看到同事一个个倒下，更觉得当初应该大声疾呼。

在这篇专访中，艾芬还描述了疫情初期时武汉医院的惨状，“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艾芬说，她所在的急诊科单日曾接诊过1523名病人，是往常高峰的3倍。病人一排队就是几个小时，大厅里堆满了病人，医护人员也完全没办法下班。有穿着体面的女患者，看病排队中倒下了，没有人敢去扶她，在地上躺了很久；有被家属开车载来看病、求一个床位的病人，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也有白发老人送黑发人的，32岁的儿子还没有确诊，就已经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另外，有些医生碰到这种情况懵了，看到这么多危重症病人没办法收住院、自己又处在高风险中，心理难以承受就会哭，哭别人也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艾芬想要呼吁，当时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人物》这一期周刊在出版3小时内即被迫下架，杂志微信公众号的原文在当天中午前被删除，转发文章的大陆媒体也已将文章删除，但截图仍不断被传阅。

对于当局删除文章的举动，自由亚洲电台援引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表示，《人物》杂志的这篇文章触碰到习近平的敏感神经。

吕秉权认为，现在中国疫情进入所谓“胜利”阶段，习近平正要“收割”对抗疫情的“功劳”，在这个主旋律下，要消灭所有“杂音”，为习近平营造有利气氛。所以整个官媒宣传口径，基本上都不可以探讨疫情源头、疫情发生原因、如何查找隐瞒及迟报等问题，全部都是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