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过中国生物战的前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员Dany Shoham说，就研发而言，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某些实验室可能参与或至少附带参与了中共的秘密生物武器研究。
身穿正压防护服的武汉P4实验室研究人员。（图：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源起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中国，并且正在海外快速扩散，目前已造成80人死亡，引发人们对疫情全球大爆发的担忧。尽管不少专家推测，武汉肺炎的病毒可能来自野生动物，但近期多位专家披露，这种病毒的源头有可能来自当地一座专门负责研究SARS与埃博拉等致命病毒的实验室，且该实验室与中共秘密生物武器项目有关。
武汉是中国首座生物安全第四等级的实验室所在地，这一座简称“武汉P4病毒实验室”的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在2018年初正式运行，距离病毒来源，也就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仅32公里，在肺炎病毒肆虐武汉之际，此实验室的存在也格外引人注意。法国商业杂志《挑战》在网站上刊登《法国-中国之间的危险关系》一书中关于中法合作建设P4病毒实验室的相关进程。
法广引述该文章指，法国于1999年在里昂设立全欧洲规模最大的病毒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在2003年向法国政府提出“协助中国开设同类病毒研究中心”的要求，然而此要求曾在法国引发政府及病毒专家们之间的分歧，专家认为，尽管中国病毒中心可打击突发传染病，但中方有可能会使用法国所提供的技术来研制化学武器，法国情报部门当时对政府提出严正警告。
不过此合作案在时任法国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支持下，中法双方在2004年签署合作协议，协议中指出，法国将协助中国建设病毒实验室，并规定中国不能将此技术用于攻击型活动，事后拉法兰曾透露，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协议，但之后行政部门百般阻拦。
法国对外安全总局指出，实验室工程原订由法国里昂一家建筑设计所负责，但中国官方却在2005年选择武汉当地建筑事务所“IPPR”来负责工程，据法国安全部门调查，该事务所与解放军辖下部门有密切关联，这些部门也是美国中央情报部门的监控对象之一。基于上述不稳定因素、相关部门进度延迟，加上2008年中法出现外交危机，使得武汉P4病毒实验室直到2017年才开始运作。
武汉P4病毒实验室被认可从事3类病毒研究，包括埃博拉、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以及尼帕病毒，该实验室原计划在2020年获得世卫组织的认证，使实验室全面投入研究，不过近期武汉肺炎疫情是否对实验室运作造成影响仍不得而知。
有政府官员向记者表示，中方在十多年的合作过程中多次违背承诺，比如说，中方当初承诺仅仅在武汉修建唯一的一个实验室，而今天发现，中方已经修建了多个实验室，而且某些实验室十分可疑。
英媒《每日邮报》在一篇23日首发、25日更新的报导中指出，美国马里兰州生物安全咨询公司CHROME创始人、生物安全顾问特雷文（Tim Trevan）曾在2017年告诉《自然》期刊，他担心缺乏言论自由且资讯不公开的中国文，会导致武汉P4实验室安全堪虞，而且该实验室内保存有SARS等病毒。
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武桂珍曾在中国的英文医学期刊《生物安全与健康》上写道，SARS病毒曾于2004年从实验室外泄，促使中国卫生当局决定打造能保存如SARS、冠状病毒与流感等高层级病原体的实验室。
武汉P4实验室研究全球最危险的病原体。此外，实验室还进行动物研究。但和西方国家相比，在中国，动物研究的规则要宽松得多。这也是特雷文所担心的地方。
比如研究像是武汉肺炎之类的病毒与研发治疗法或疫苗，得将病毒注入猴子体内，此为进行人体试验前的重要一步。但问题是猴子是不可预测的，它们可以跑、可以抓挠、还可以咬，病毒也会随着它们的脚、指甲与牙齿散播开来。
据《华盛顿时报》报导，研究过中国生物战（也称细菌战）的前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员肖汉姆（Dany Shoham）说，就研发而言，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某些实验室可能参与或至少附带参与了中共的秘密生物武器研究。
肖汉姆拥有医学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从1970年到1991年，他是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高级分析师，负责中东和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和化学战研究。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生物武器研究是作为中共军民双重用途研究的一部分而进行的，“绝对是秘密的。”
肖汉姆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但该研究所中的某些实验室与中共军队或中共生物武器项目有关。
肖汉姆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是一个民用设施，但与中共国防有联系，并被认为参与了中共的生物武器项目。“冠状病毒（特别是SARS）已在该研究所进行了研究，并可能保存在里面。”
他还表示，SARS总体上被纳入中共的生物武器项目，且在几个相关设施内处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这个研究所的各种冠状病毒都被特别纳入生物武器项目，但这很有可能。
肖汉姆表示，当一组在加拿大工作的中国病毒学家不当地向中国发送了埃博拉病毒等最致命病毒样品时，加大了人们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质疑。
加拿大媒体CBC之前报导，去年3月，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曾通过加航，向中国发送活体埃博拉病毒和亨尼帕病毒（Henipah）。当年7月，该实验室特殊病毒项目组——疫苗开发和抗病毒治疗小组组长邱香果和其丈夫程克定及几名身份不名的中国留学生，一并被强制带离实验室。
另据自由时报引述财经博客“零对冲”（Zerohedge）25日的报导称，去年一件从加拿大走私冠状病毒的神秘货运被查获，循线追踪到几名在加国一间实验室工作的中国间谍。媒体后续调查显示，这些特务和中国生物战计划有关，来自该计划的病毒可能已经外泄，造成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
据报道，前述从NML运至中国的病毒，就是邱香果2014年的研究。NML科学家坦言，这些病毒是潜在的生物战剂。
由于NML长期提供广泛的冠状病毒检验服务，曾分离并提供SARS最早的基因组序列，2004年还验出另一种冠状病毒NL63，导致该实验室被中国间谍锁定。
1月11日，香港的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告诉大陆财新网，通过病毒基因图谱比较发现，与武汉肺炎病毒最接近的，是浙江舟山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
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动物保育部主管、蝙蝠生态学专家艾加里（Gary Ades）博士告诉香港《香江日报》，他坚信蝙蝠将冠状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武汉冠状病毒却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香江日报》报导指，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于2018年将舟山蝙蝠病毒的序列比对提交给了美国国家生物技术资讯中心（NCBI）。用BLAST等工具比对发现，这种病毒与武汉肺炎病毒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可见蝙蝠病毒已发生基因变异；这可能是人工编辑，也可能是自然变异。而包膜蛋白在自然突变后保持完整不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工基因改造，即中共军方必定对蝙蝠病毒进行了基因编辑。
报导还指出，P4实验室的前身——武汉病毒研究所2007年以来就从全国数千只蝙蝠中收集样本并进行遗传实验。
2007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和崔杰课题组”在全国各地采样了数千只马蹄蝠。研究人员在云南发现一个洞穴中蝙蝠的冠状病毒菌株与人类相似，于是花了5年时间进行监测，收集新鲜粪便、采集肛门拭子。该所对蝙蝠15种病毒株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发现它们包含了构成人类版本病毒的所有基因片段。
该所2017年发表了题为“低G + C含量的新型蝙蝠腺病毒为腺病毒的进化提供新启示”的文章；在2019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还合成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蝙蝠基因分离株，并将所得物插入所谓“pUC57载体”。
责任编辑：张懿文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20年1月28日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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