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批评，“我们的有关部门到今还没形成一个真正能听取民意的氛围，对发自民众的不同声音，特别是和有关部门不一致的声音，往往当作谣言处理”。
图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全副生化防护服的医护人员。（Getty Images）
中国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截止发稿已暴增至440例，其中9人死亡，不少中国民众重燃对SARS的记忆。有人发文质疑最早向社会公开疫情的不是医疗部门，只“等外地专家发布信息”，或是“普通民众”披露，或是被“媒体问出来的”。最初武汉当局还以传谣的理由，查处了8名“违法人员”。中国维权律师谢燕益更直接形容这次武汉肺炎席卷全国是一场人祸，他已去信中共国家卫健委要求其正视问题。
据中央社报道，周二（21日）上午，一篇题为“我们已知的武汉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汉官方首发的”的文章，在中国微信群里被许多网友转发，引起不少回响，并让武汉官方感受到极大压力。
出身武汉新闻圈的文章原作者提到，武汉肺炎的消息，最早是2019年12月30日在网络上被披露，内容是武汉市卫健委并未向社会发布的“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随后，经中国媒体第一财经从武汉官方获得证实，这份文件是真的。
他表示，武汉肺炎首例早在12月8日出现，但疫情发源地华南海鲜市场直到12月31日，还能让武汉的长江日报记者前往采访，且指“市场秩序井然，仍然有很多人去买海鲜”。第二天今年元旦，武汉官方才关闭了市场，不知采访的2名长江日报记者，身体是否健康？
他说，进入今年，武汉官方才被动发布消息，当地疾控中心主任、收治病患的医院院长纷纷亮相，口径高度一致强调“可防可控”。
原作者提到，官方发布消息后，有人便网络上不断吹嘘“武汉有最牛的P4病毒实验室”、“武汉在病毒研究方面的实力，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等语，那种骄傲自豪的口吻至今难忘。但现在回头看这些言论，“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他指出，“官方信誓旦旦可防可控，民间无知自大”，结果就是北京、浙江、香港及国外陆续发现病例，而且都是从武汉流入，可见“绝对不是可防可控”。而证实武汉肺炎能“人传人”，以及武汉1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的，还是外地专家。
原作者说，武汉市和湖北省前阵子都在忙着开“两个重要的会”（意指人大和政协会议），有些武汉官员的想法，恐怕是觉得“会议期间要稳定，不要制造混乱”。这种想法，从他2002年大学毕业进入武汉的新闻单位就有了。
他直指，这些年他们“也一直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两会期间不允许报导负面的新闻，要给两会营造和谐的氛围”。如今，“如他们所愿，他们舒舒服服开完了会，疫情也一步步扩散开了去”。
中国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截止发稿已暴增至440例，其中9人死亡。微信公众号“行走中的生命”近日撰文表示，1月1日，武汉警方公开发布：“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警方还特别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
文章说，从1日的武汉传谣者被查处，到20日全国各地疫情的发现公布，“这20天时间的耽误，正出在武汉警方对传谣者的处理上”。如果警方没有认真调查就对当事人依法处理，那么警方的处理就是违法；如果警方的调查核实来自权威部门，那么权威部门就要承担渎职责任。
文章批评，“我们的有关部门到今还没形成一个真正能听取民意的氛围，对发自民众的不同声音，特别是和有关部门不一致的声音，往往当作谣言处理”。
文章最后反问，本来应该承担向社会第一时间通报疫情的职能部门，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而社会民众的自发传播，又被当成谣言传播被“依法处理”，“难以想象，面对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都被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疫情怎么能做到真正防控”。
中共当局周三（22日）通报称，截至21日24时，中国共13省出现疫情，共确诊440例，死亡9例，且已经出现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中国大陆维权律师谢燕益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自己近期一直关注武汉肺炎疫情，中共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和境外的估算差距那么大，源于中共专制的体制。
谢燕益说，在这个专制体制下，各级官员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只需要向上级负责，所以屡屡出现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情形。他只要站好队，只要把信息隐瞒住，把真相压制住。因为老百姓没有选举权，没有监督权，没办法去问责。
谢燕益认为，种种迹象显示，武汉肺炎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官方所描述。这次当局并没有吸取当年SARS的教训，瞒报疫情的情况比起十多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形容“这次灾难又是不折不扣的人祸。”
据报道，谢燕益1月20日去信中共国家卫健委，要求其全面公开武汉肺炎相关资讯，包括有没有充分评估疫情，中共中央和政府有何紧急处置方案等。
责任编辑：张懿文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20年1月22日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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