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至澳洲以前,我曾在一所大学任教。因为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所以在留学潮方兴未艾之际,我成了不少家长们的咨询对象。在各种被经常问到的问题中有一些是完全相同的:“出国去该带些什礼品啊?”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如果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就十分简单了:什麽东西都不用带,中国国内的东西在这里都能买到。但在八、九十年代,那个大家都还穷的时候,带些物美价廉而又能投人所好的物件作为礼品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在“送礼”的过程中,我曾经有幸选对过一件令人拍案叫绝的小礼品。我的专业是药学,所以在出国前在医药商店里选了一把小秤,那是一把用骨头做秤杆、一个小铜盘做秤盘、一个小铁砣做秤砣的用来称取中药材的小秤,还有个锦盒包装。相信今天年过六十的老人都见过这个东西,因为不是什麽“古董”,所以实际上是十分便宜的。
在见到国外导师时,我把这把小秤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还附了一个说明:“古代中国人用这个东西称取定量药材以保证处方的精确性。”记得,我的导师当时就如获至宝、兴高采烈、连声道谢。原本我认为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院长办公室就通知我,让我去办公室一次,说有事相商。进办公室时,我发现我的导师也在场,正襟危坐,但喜气洋洋。原来导师把我的礼物交院长审视后,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求我将礼物转赠给院方,并计画把这个小秤陈列于学院的博物馆。当然,我毫无异议。第三天,我在药学院博物馆见到了那把小秤,并附有一个说明,意思是“古代中国人使用这样的装置称药材重量以控制药品配方的计量精准地符合处方要求。”出人意外的是,在说明后的备注里还有一行小字:由XXX和YYY捐赠。XXX是我的名字,YYY是我导师的名字。
同时,我还有个最失败的送礼实例。初次被院长邀请拜访他家时,我带了一条当时在国内工艺美术品商店购买的项链。那是一根很像象牙,但实际上是什麽动物的骨头的製品。工艺很好,每颗珠子都是镂空雕。但当礼品送上时,院长夫人似乎有点疑惑,问:“是象牙的?”,我答:“不是,是骆驼骨头的。”于是,院长夫人开始表示感谢,并收下了礼品。我有点尴尬。此后,在任何场合,我都没有见过她戴过这条项链。我知道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这骨製品太像象牙了,会被怀疑犯了与动物保护相关的法规;二是此类礼品的赠送一般流行于情侣之间,我挤在里面实在是不合适。
我经常对谘询者说,送礼不要有什麽不良居心,一定不要送太贵重的礼品。这实际上是有教训的。我的一个同事是来自中国的一个进修生,他在他的导师生日时,送了一个松鹤长寿的刺绣。当时他的导师是收下了,但第二天那个导师悄悄地找到我问:“那个东西值多少钱?”我蓦然一惊,只能回答:“如果是官方正产,那就贵一些。但中国很多是民间自产的,那就很便宜。”他又问:“超过$50吗?”我只能回答:“不会。”于是,这就没有什麽后文了。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那位同事,但我知道他的导师不见得有收到礼品后的喜悦,倒是可能增添了不少愁绪。
是啊,将心比心,如果你收到礼品,而且知道是贵重的礼品;一个问题也许会立马出现:为什麽要送这麽贵重的东西,难道背后有什麽隐藏的要求吗?甚至,再极端一些:这是贿赂吗?
由于文化差异,外国人实际上对中历史的瞭解可能是仅流于表面,所以,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是送礼者要善于瞭解对方,用礼品搭台,让文化唱戏。一位朋友的同事有大喜事,他送了一个唐三彩的小陶马,亭亭玉立,十分可爱。起初,那个同事似乎不太喜欢;几天后,那个同事却一反常态,如获至宝般地把那个陶马放在办公桌上,并逢人就夸。我悄悄地问我的朋友,这几天里发生了什麽?为什麽转变如此之大?我的朋友说,一开始,那个同事不太喜欢那个陶马的造型,尤其是那个尾巴。大家知道:唐三彩的陶马尾巴都是小小的一蔟,而西洋马的马尾则往往是随风起舞的一大把。所以,那个同事认为唐三彩的陶马不够威武,但,我的朋友却在閒聊时讲了很多唐朝八骏的故事,而且也解释了马尾巴的疑问:唐朝的战马基本上都修尾,防止在战场上因马尾缠绕而导致的行动受阻等等。如此,此后,那个同事就开始兴奋,由桌上那个陶马勾起的话题全是唐代八骏和战马的故事。
我懂了,这次那个朋友的送礼成功的真谛是文化交流的实现。
有时,不少人会把送礼和笼络相等同,其实,这并不尽然,关键在于自己。在留学期间,我们入乡随俗,在耶诞节前同事、朋友、亲戚之间互送贺卡似乎是约定俗成的。我当然不能免俗,但总绞尽脑汁地想:是不是能搞得与众不同些。于是从第一年开始,我送的圣诞贺卡都是自己画的画;虽然,都不是原创的,只是参考照片的钢笔画,如上海外滩、南京中山陵、乐山大佛和黄山风景等等。如此这般地坚持下来,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形成了。后来我的导师有机会访华,在他的手机里就存著我的贺卡的全部“创作”,他在上海在外滩、在南京路、在人民公园,对照著我曾发给他的贺卡图像,十分兴奋;当然,我也乐在其中,十分得意。
说到礼品的独特性,可千万注意不要太自以为是。我的一个朋友学过书法,孤芳自赏,常自诩其水准高和有价值。但当他把自己的书法作品作为礼品送人时,对方却实在有点哭笑不得,尤其是外国人。人家不懂书法,也不懂内容,更不会欣赏;我的导师也收到了一幅,但他不解地问我:这东西该如何处理?我说;中国人会把它挂在牆上;他讪讪地笑了,喃喃道:如果我把它挂在牆上,我老婆会发飙。
礼品的独特性和能“投其所好”是需要花些脑筋才能做到的。在我所有出国是所带的礼品中,除了那个小秤的特殊待遇外,最出彩的是一些印章。我自己能刻些石章(不追求其艺术价值时,这个技艺的掌握其实是没有什麽难度的),于是,我的不少礼品是印章,而且为收礼对象定制,当然还附送了一个印泥。在礼品送出后,一位藏书很多的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用了一个週末,整整两天,他在他的藏书上都盖上了我送给他的名章;他兴奋地说,从此我的藏书都有我的印记,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啊。
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我的一位朋友给一位喜爱音乐的同事送了一套中国国内发行的古典音乐CD,但那位同事却百端推託,坚持不收。最后才知道,那位同事发现这套CD有盗版之嫌,所以才坚决拒收。知道真相,我的那位朋友则万分尴尬,这可真是被上了一堂课啊!
这些与送礼相关的故事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今天,中国不再闭关锁国,外国人也并非认为中国是神秘之国。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流已日渐深入,但从送礼的故事中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不少启示:交友宜交心。
“真诚”也许是我们应该送人的最好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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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24-12-20 03:12 12月初,三名台湾总统府当值宪兵因向中共特务提供机密遭到抓捕,之后中共渗透台湾网红的种种迹象也被媒体爆出,再次引起台湾舆论对中共渗透及《反渗透法》界限的讨论。 从中共诞生以来,统战与渗透一直是中共非常重要的战略手段,从未放松过。上百年来,其渗透能力堪称登峰造极,几乎就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往不胜。中共当局不仅依靠统战与渗透成功地将国民政府赶到了台湾,还将全中国百姓拿捏得服服贴贴。 西方政客的幻想曾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共的统战与渗透也随著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全方位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国,并顺利地在各级政府、学术领域,甚至地方社团中埋下种子,打下了长期盘踞的基础。 而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台湾社团从来就是一个重灾区,在民主环境里成长的台湾人并没有天生的免疫力,一些单纯的台湾人往往在有意无意间被利用了、被渗透了,被统战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堕落在红色的枷锁之中。 每当人们提到中共的统战与渗透就会联想到特务与间谍,其实统战与渗透的范围极其广泛,广泛到不能简单地用“间谍”的概念来分析论述。 比如说,一些有点影响力的台湾人常常会公开提醒台湾商人,不要在中共不喜欢的媒体上刊登广告,或避免发表支持台湾政府的言论,美其言曰出于“好意”或“保护侨胞”,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共的战壕里,替中共的统战与渗透发挥影响力了。让人产生恐惧或自觉宣扬“中国好故事”,都是红色渗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很多海外华人,包括台湾人或东南亚的华裔难民,他们的政治立场往往会随著中共影响力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有些人从反共走向亲共,之后又宣称反共,自由世界给了他们自由思想的空间,但他们是否真的能在立场的改变过程中摆脱中共势力的束缚呢?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因为中共统战与渗透的力量就像癌细胞,具有顽固的持久性,有时活跃、有时潜水,当沾惹上后想洗心革面就没那么容易。 在澳中经济处于蜜月的年代,澳洲只看到了滚滚而来的金钱,却没注意到中共的金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减轻了澳洲的经济危机,也削弱了澳洲的立国基础,澳洲政府在中共的玩弄下几乎成为了一堆木偶。谭宝政府最终反戈一击推出了“反渗透法”,气焰嚣张的中共和统会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中共的红色势力就此消亡了吗?当然不会!那张渗透的网络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可能在一天内轰然瓦解,该铺垫的早已稳妥,该下的种子也已扎下了根。 英国王子边上埋著红色地雷,中共军人挤进新西兰国会,泛红宪兵在守护台湾总统府,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澳洲也绝对不会例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区别只在于何时才被发现,西方民主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后知后觉。 中国人的群体很简单,亲共与反共都是摆在台面上,多多少少都对澳洲主流产生影响力,其它的绝大多数社团都保持低调,明哲保身,见风使舵,意见统一。 与中国社区相比,台湾社区反而显得比较复杂,那是因为各台湾社团在对台湾的定义上有著差异。 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海外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台湾本土社团代表台湾人发声,一直被认为是台湾人声音的社团并非来自台湾,那是一些民国初期就开张的百年老店,“XX堂”,或“XX会”,以及逃离共产极权迫害的难民组成的“越缅寮”团体,他们都曾接受了中华民国文化教育,本质上捍卫的是中华民国。当中共和统会在全世界粉墨登场后,首当其冲就是对这些社团进行统战与渗透,遗憾的是无一能够幸免。…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