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至澳洲以前，我曾在一所大学任教。因为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所以在留学潮方兴未艾之际，我成了不少家长们的咨询对象。在各种被经常问到的问题中有一些是完全相同的：“出国去该带些什礼品啊？”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如果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就十分简单了：什麽东西都不用带，中国国内的东西在这里都能买到。但在八、九十年代，那个大家都还穷的时候，带些物美价廉而又能投人所好的物件作为礼品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在“送礼”的过程中，我曾经有幸选对过一件令人拍案叫绝的小礼品。我的专业是药学，所以在出国前在医药商店里选了一把小秤，那是一把用骨头做秤杆、一个小铜盘做秤盘、一个小铁砣做秤砣的用来称取中药材的小秤，还有个锦盒包装。相信今天年过六十的老人都见过这个东西，因为不是什麽“古董”，所以实际上是十分便宜的。

在见到国外导师时，我把这把小秤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还附了一个说明：“古代中国人用这个东西称取定量药材以保证处方的精确性。”记得，我的导师当时就如获至宝、兴高采烈、连声道谢。原本我认为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院长办公室就通知我，让我去办公室一次，说有事相商。进办公室时，我发现我的导师也在场，正襟危坐，但喜气洋洋。原来导师把我的礼物交院长审视后，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求我将礼物转赠给院方，并计画把这个小秤陈列于学院的博物馆。当然，我毫无异议。第三天，我在药学院博物馆见到了那把小秤，并附有一个说明，意思是“古代中国人使用这样的装置称药材重量以控制药品配方的计量精准地符合处方要求。”出人意外的是，在说明后的备注里还有一行小字：由XXX和YYY捐赠。XXX是我的名字，YYY是我导师的名字。

同时，我还有个最失败的送礼实例。初次被院长邀请拜访他家时，我带了一条当时在国内工艺美术品商店购买的项链。那是一根很像象牙，但实际上是什麽动物的骨头的製品。工艺很好，每颗珠子都是镂空雕。但当礼品送上时，院长夫人似乎有点疑惑，问：“是象牙的？”，我答：“不是，是骆驼骨头的。”于是，院长夫人开始表示感谢，并收下了礼品。我有点尴尬。此后，在任何场合，我都没有见过她戴过这条项链。我知道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这骨製品太像象牙了，会被怀疑犯了与动物保护相关的法规；二是此类礼品的赠送一般流行于情侣之间，我挤在里面实在是不合适。

我经常对谘询者说，送礼不要有什麽不良居心，一定不要送太贵重的礼品。这实际上是有教训的。我的一个同事是来自中国的一个进修生，他在他的导师生日时，送了一个松鹤长寿的刺绣。当时他的导师是收下了，但第二天那个导师悄悄地找到我问：“那个东西值多少钱？”我蓦然一惊，只能回答：“如果是官方正产，那就贵一些。但中国很多是民间自产的，那就很便宜。”他又问：“超过$50吗？”我只能回答：“不会。”于是，这就没有什麽后文了。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那位同事，但我知道他的导师不见得有收到礼品后的喜悦，倒是可能增添了不少愁绪。

是啊，将心比心，如果你收到礼品，而且知道是贵重的礼品；一个问题也许会立马出现：为什麽要送这麽贵重的东西，难道背后有什麽隐藏的要求吗？甚至，再极端一些：这是贿赂吗？

由于文化差异，外国人实际上对中历史的瞭解可能是仅流于表面，所以，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是送礼者要善于瞭解对方，用礼品搭台，让文化唱戏。一位朋友的同事有大喜事，他送了一个唐三彩的小陶马，亭亭玉立，十分可爱。起初，那个同事似乎不太喜欢；几天后，那个同事却一反常态，如获至宝般地把那个陶马放在办公桌上，并逢人就夸。我悄悄地问我的朋友，这几天里发生了什麽？为什麽转变如此之大？我的朋友说，一开始，那个同事不太喜欢那个陶马的造型，尤其是那个尾巴。大家知道：唐三彩的陶马尾巴都是小小的一蔟，而西洋马的马尾则往往是随风起舞的一大把。所以，那个同事认为唐三彩的陶马不够威武，但，我的朋友却在閒聊时讲了很多唐朝八骏的故事，而且也解释了马尾巴的疑问：唐朝的战马基本上都修尾，防止在战场上因马尾缠绕而导致的行动受阻等等。如此，此后，那个同事就开始兴奋，由桌上那个陶马勾起的话题全是唐代八骏和战马的故事。

我懂了，这次那个朋友的送礼成功的真谛是文化交流的实现。

有时，不少人会把送礼和笼络相等同，其实，这并不尽然，关键在于自己。在留学期间，我们入乡随俗，在耶诞节前同事、朋友、亲戚之间互送贺卡似乎是约定俗成的。我当然不能免俗，但总绞尽脑汁地想：是不是能搞得与众不同些。于是从第一年开始，我送的圣诞贺卡都是自己画的画；虽然，都不是原创的，只是参考照片的钢笔画，如上海外滩、南京中山陵、乐山大佛和黄山风景等等。如此这般地坚持下来，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形成了。后来我的导师有机会访华，在他的手机里就存著我的贺卡的全部“创作”，他在上海在外滩、在南京路、在人民公园，对照著我曾发给他的贺卡图像，十分兴奋；当然，我也乐在其中，十分得意。

说到礼品的独特性，可千万注意不要太自以为是。我的一个朋友学过书法，孤芳自赏，常自诩其水准高和有价值。但当他把自己的书法作品作为礼品送人时，对方却实在有点哭笑不得，尤其是外国人。人家不懂书法，也不懂内容，更不会欣赏；我的导师也收到了一幅，但他不解地问我：这东西该如何处理？我说；中国人会把它挂在牆上；他讪讪地笑了，喃喃道：如果我把它挂在牆上，我老婆会发飙。

礼品的独特性和能“投其所好”是需要花些脑筋才能做到的。在我所有出国是所带的礼品中，除了那个小秤的特殊待遇外，最出彩的是一些印章。我自己能刻些石章（不追求其艺术价值时，这个技艺的掌握其实是没有什麽难度的），于是，我的不少礼品是印章，而且为收礼对象定制，当然还附送了一个印泥。在礼品送出后，一位藏书很多的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用了一个週末，整整两天，他在他的藏书上都盖上了我送给他的名章；他兴奋地说，从此我的藏书都有我的印记，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啊。

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我的一位朋友给一位喜爱音乐的同事送了一套中国国内发行的古典音乐CD，但那位同事却百端推託，坚持不收。最后才知道，那位同事发现这套CD有盗版之嫌，所以才坚决拒收。知道真相，我的那位朋友则万分尴尬，这可真是被上了一堂课啊！

这些与送礼相关的故事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今天，中国不再闭关锁国，外国人也并非认为中国是神秘之国。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流已日渐深入，但从送礼的故事中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不少启示：交友宜交心。

“真诚”也许是我们应该送人的最好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