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向墨因涉嫌威胁国家安全而被澳洲内政部驱逐出境之前，这位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富商和政治献金者常常在悉尼的Master Ken’s海鲜酒楼大宴宾客。他的客人多是中国政府官员和澳大利亚政治名流，但黄一直守护着他们彼此之间身份的秘密。

该宴客场所经过精心挑选，在见到黄之前，客人必须穿过Master Ken’s的沉重木门，这扇木门只向餐厅人员和被邀请的客人开放。客人们还将经过装有Penfolds Grange酒的柜子以及养着龙虾和鲍鱼的鱼缸。

据信没有菜单是这里的一个独特标志，一个评论称：“如果你要询问菜价，那证明你不应该在这里”。但实际上，即使再没有头脑的人也知道，黄向墨会为这顿大餐付钱的。

新州前秘书长Jamie Clements向新州廉政公署（ICAC）承认，他是黄向墨的座上客之一。黄曾给了他45,000澳元现金，用以帮助右翼工会选战。2016年，当Clements被指控性骚扰而辞职后，黄聘请他担任顾问，年薪20万澳元。

Clements的披露并非自愿。在ICAC对黄向墨10万澳元非法捐款的调查中，他被迫在证人栏中回答有关指控。但黄至今仍然否认他是这笔钱的实际捐款人。

除了Clements这样的政治人物外，《时代报》和《悉尼晨锋报》也在近期证实，前总理霍华德的内阁部长Santo Santoro也同样被黄重金聘用过，每年年薪约20万澳元。

但ICAC的职权范围狭窄，仅限于调查谁通过“稻草捐赠者”掩盖了黄向墨的非法捐赠，因此很多重要问题在调查中都被略过了，比如Santoro与黄的交往过程，比如黄为何如此热衷于将政治人物收罗旗下或慷慨地为竞选活动捐款。

黄向墨在他香港新居中表示拒绝ICAC的询问，这意味着这位澳大利亚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献金者的底细仍然不明。

Santoro称他向黄提供了政治建议，这位前政治家认为自己是位明智的导师，并以此一路赚钱。Santoro认为，是他将黄“培养”成了2016年联邦大选的捐助者。

但是，究竟是谁“培养”了谁？又为了什么目的呢？

在ICAC的调查过程中，黄向墨在澳大利亚的6年中最严重的问题仅仅被隐晦地一带而过：那就是黄可能一直在暗中为中国政府拉拢可用之人。证据表明，他确实在这样做，多年来，ICAC和澳洲安全情报局（ASIO）都没能阻止黄不断地在政治圈内拉关系。

关于黄向墨，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是，他到底在政坛上撒了多少钱，以及有多少政治人物在Master Ken’s对他“参拜”过。

最终导致黄的有害关系网运行减慢并最终瘫痪的是媒体报道。澳洲广播公司（ABC）的记者Dylan Welch在 2015年8月，首次对黄的动机和政治筹款活动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ASIO局长Duncan Lewis私下警告工党和联盟党内的高级官员，黄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意味着他对竞选活动“大撒币”背后，很可能有“附加条件”。

令人奇怪的是，Lewis的警告并没有阻碍黄向墨向主要政党的捐款。党内的高级官员也没有把他的警告转达给一些意志薄弱的政客们，包括和黄关系密切的工党参议员Sam Dastyari和现任移民部长的自由党人David Coleman。

2017年， Lewis在媒体上发布了进一步的公开警告，最终迫使主要政党重新考虑，黄作为共产党在澳洲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机构的头子，与其保持钱财上的联系是否明智。

Dastyari与黄交往的丑闻遭到澳洲媒体的曝光，包括他向黄泄密，告诉他可能受到了ASIO监视，这使这位工党参议员失去了工作，这也使他认识到，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是自己将黄向墨培养成了政治献金者，但也许被“培养”的正是他自己。

也是媒体，曝光了黄向墨邀请比尔·肖顿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曝光他为贸易部长Andrew Robb以及后来的外交部长毕晓普（Julie Bishop）连任竞选撒钱，曝光他找Dastyari和Santoro帮忙来获得澳大利亚护照。

2016年3月，Santoro安排了当时的移民部长达顿（Peter Dutton）和黄在Master Ken’s进行午餐会面。或许达顿也许意识到了和黄会面的危险，因此没有给黄任何承诺，那次的会面令黄向墨感到了尴尬。不过，对于大多数公民申请者来说，直接与移民部长接触，只能是个梦想。

媒体对于黄向墨的最有力的一次曝光是在时任国防发言人Stephen Conroy指责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侵略行为后，黄决定撤回承诺工党的40万澳元捐款。这公然暴露了黄为主要政党捐款的目的是为了左右政策和公共舆论。

黄向墨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在公共调查之前没有办法完全得悉真相。同样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黄和悉尼的中共统战人员在2013年向工党捐赠了数百万澳元，只为让他们的朋友和知己王国忠获得新州上议院的工党席位？

尽管王国忠因涉嫌掩盖黄向墨的10万澳元非法捐款而被ICAC调查，但却没有人去认真调查黄是如何将王培养成上议员的。尽管ICAC的调查使原新州工党秘书长Kaila Murnain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但并未询问她为何工党从服务于共产党统战系统的黄那里收取数十万澳元的捐款？还有，为什么工党在2016年答应了黄的要求，让黄的助手之一Simon Zhou担任工党顾问？

自由党也回避不了自己的难题，例如为什么黄向墨给Santoro发工资？为什么黄在贸易部长Robb与北京的贸易谈判中享有特权。

调查没有提及黄向墨如何说服了悉尼科技大学，成立了由前外长Bob Carr和他的亲随James Laurenceson领导的中澳智囊团。该智囊团曾试图毁坏一些人的名誉，例如中国专家John Garnaut，Garnaut曾警告说黄和中国政府可能暗中从事干预澳大利亚的政治事务。

正是Garnaut与前总理谭宝的国家安全顾问Justin Bassi的努力，使谭宝相信了黄所从事的是外国干涉活动的一部分，需要通过2018年制定的新法对其进行审查和定罪。

尽管ICAC的工作重点狭窄，管辖范围有限，但通过调查黄在悉尼多年所结的一些人，也在将他的活动渐渐拼凑成形。可惜的是，这台戏缺了主角。在ICAC对黄向墨的捐款调查的公开听证会期间，黄本人却逍遥法外。他是最近习近平接见的极少数特权商人之一。

ICAC的调查还存在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导致对黄向墨在澳大利亚全部活动的调查机率减少，这本该由国家级廉政公署进行的调查。还有一个问题是，尽管ASIO之类的机构一再警告说，外国对我们政治体系的监视和干预程度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的水平，但为何仍未对任何一个从事进行外国干预的个体提起过诉讼。

至少到目前为止，公众仍不知道Master Ken’s的木门背后真正发生的一切。

文章来源：悉尼晨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