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过中秋节，这倒不是因为有月饼吃或与团圆有关，而只是因为中秋就意味着夏天的基本终结。我生性怕热却不畏寒，家乡又是有名的「火炉」。所以，夏天就是我的「水深火热」，而秋高气爽就简直是「脱离苦海」。

但在那一年的八月十五，我却开始对中秋有了些别样的感觉。

这还是在「十年浩劫」的初期。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因为「出身」不属于「红五类」，也不属于「黑七类」，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终究也不是「专政对像」，最后被当作了「红卫兵」的「战友」。在那些黑白颠倒的日子里，红卫兵们肆无忌惮地抓捕「牛鬼蛇神」，把那些他们认为是「反动份子」的人关进「牛棚」，而我们则被指定为那些「牛棚」里的「犯人们」的「看守」。 「看守」们有两个任务：一是监督，不让「犯人」「乱说乱动」；二是监视，以防「犯人」以死相抗。

孟老师和林老师是我的那个中学的知名教师。丈夫孟老师教化学，妻子林老师教语文，多年来，他们经常被评选为「优秀教师」。林老师还是我的那个班级的班主任。因为我喜欢文学，喜欢读书，喜欢诗词古文，喜欢写文章，所以我的语文成绩比较好。我的「作文」经常被林老师选中作为「范文」在课堂里宣读。
厄运在文革一开始时就降临了。孟老师被认为是「特务」而被「揪」了出来，然后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投入「牛棚」，原因只是因为他有亲戚在台湾。林老师也因在语文教学中宣扬「封资修」被批斗。但是我始终无法把林老师当坏人。

一次在校外路上我们偶遇，我犹豫着，但最终还是恭敬地向林老师鞠了一个躬，喊了一声「老师好」，随即，我看到了林老师的慌张和慌乱，她轻轻地回应「不能与我说话，会连累你。」随后匆匆离去。

这一年的中秋前，又一次偶遇，林老师问了我一句话：你在看守牛棚吗？我说：是。然后她问我：能见到老孟吗？我说：能。最后，她迟疑着问我：你能帮我带一个月饼给老孟吗？我有些犹豫，但还是点点头，说：行！

这里，应该插一句：当时「月饼」是配给供应的。那些年，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有「票」才能得到供应。除了粮、油、布、肉等，连烟酒、火柴、糖果和糕点等都是凭票供应的。在我的那个城市里，因为票的种类实在太多，当局索性就在前一年年底给每人发一张印有号码的大纸张供下一年用，纸上面划出着很多半寸见方的格子，内有编号，编号是一至一百号。每次有什么新的要凭票供应的东西，只需在商店门口公布一下就行了，例如：X号票供应花生一斤，Y号票供应月饼二只，Z号票供应肥皂一条，等等。此时，居民们就必须及时剪下这个号码去商店凭号购买，因为一旦失效就再也无法买到了。

中秋前夕，林老师给我一个小包，包里只是一个月饼。我在值夜班时悄悄交给了孟老师。

然而，那只月饼最后还是被发现了。据红卫兵当局分析，这月饼是有人串通被传递到「犯人」手里的。为找到这个「奸细」，我们这些看守们被召集在现场接受指证。这一天是中秋节，我们这些看守被集体带进「牛棚」。牛棚里，孟老师被打得满头满身是血，红卫兵们手持皮带，大声吼叫着，胁迫孟老师供出那个传递月饼的人，但孟老师只是重复着一句话：「是我偷的。」他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终于逃过了这一劫，但此后，每次过中秋时我再也忘不了那个浑身血淋淋的孟老师和他那绝望而又坚毅的眼神。

后来是全面内战，后来是上山下乡。

终于回到城市的时候已经是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了。在九十年代初的一个中秋前夕，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这居然发自香港！打开一看，居然是一盒月饼！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圆圆的大铁盒里有八个月饼，中间是一个大一些的，周围是七个较小的。包裹单上有句留言：「好不容易才知道你的地址，现在说『感谢』是太迟了。不过还是要说『谢谢』。」落款是孟老师和林老师。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不过心里百感交集：他们大概是移居香港了，终于应该是安全了。

中秋夜，我们全家一起吃月饼。我把那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唏嘘之余，我的父亲喃喃地说了一句「好人一生平安」，接着又加了一句：「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比我们的圆，我不知道。但是外国的月饼比我们的好吃多了。」

从此，每年中秋前夕，我都会收到一个来自香港的包裹，那总是一盒月饼，直至我移民澳洲。因为海关有规矩，月饼是不能再寄了。但是，两位老师和我的资讯交流却再也没有停止过。

八月了，又是中秋。

香港！我一直不断地在遥祝我的老师平安；一直不断地在遥祝香港同胞的平安。

作者：王勤（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