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双十一，天猫以2135亿的成交额稳坐各大电商平台之首，而当天全国电商交易总额超过3000亿，较2017年又增长了27%。一方面是下行的经济局势，一方面却是高涨的消费热情。当各传统的引进的生造的节日全部变为买买买的时候，你可曾想过，自己身处其中的消费社会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财经作家孙骁骥的《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为我们重现了一个世纪里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
全书始于1900年义和团暴力排外和八国联军武力干涉，这是重农抑商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行将崩溃之时。经过四百多页的篇幅，到了全书的收尾处，百年后的中国已在消费的狂澜中载沉载浮。百年间，国人时而抵制消费，时而追逐消费，凡此种种，都在孙骁骥灵动的笔触间得以重现。尽管孙骁骥对消费至上的潮流抱持的是批判的态度，他仍然将行文克制在史的梳理之中，是非优劣留给读者自行判断。”
作者给这本书的定位是通俗历史读物，结合了中国的国情来讨论购物和消费在中国的历史，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读的。
一个世纪以来，消费主义的大潮让人无法独善其身，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构建身份认同的渠道。作者紧扣“消费”这一线索，讲述了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诸多变化，重新梳理了这背后繁复纷乱的历史线头与社会群像。在20世纪历史光影的诡谲多变中，购物和消费主义如何把这个古老的国家改造成今天的模样，消费者的集体面孔又是如何被一次次地篡改与重塑。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回头。然而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家国成长之外，还隐藏着一个个小体量的历史，它属于你我，属于无数在国家中生活着的人民，它真实而琐碎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隐藏于每个家庭的锅碗瓢盆里，潜伏于我们目光无法达及的晦暗幽深处。由这些历史细节编织而成的，是消费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历史进程。而每个消费者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在购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并改变着这段历史。
晚清时代，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西洋的商品大量流入。对此，有人欣然接受，有人忧心忡忡，有人激烈反抗。但无论人们作何选择，在这场旧传统与新观念的较量中，中国人第一次体验到购物与消费的魅惑，并亲手推开了现代国家的大门。
“光绪年间兴盛起来的西洋物事还包括毛巾和肥皂，它们的输入直接淘汰了中国传统的土布巾和皂荚。此外，西药、留声机、唱片、打字机、暖水瓶、热水袋等现代轻工业制品也不断运抵沿海港口城市，转而被载往广袤的内地市场。至1893年，中国市场上流行的洋货已达一百一十多种。 真正改变了这个国家经济形态的，恰恰是这些来自西洋、看似不起眼的日用小商品。”
自此，中国消费者开始沉迷购物，甚至被消费迷惑。民国时代，时局动荡，但这并没有阻碍消费主义在这个国家的生根发芽，购物在中国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广告、百货公司、洋货、国货，共同构筑了消费者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花钱购物似乎成了事关国家荣誉的大事，消费者无法独善其身。消费，不仅意味着欲望的满足，更是一种立场的表达。
“且看这‘艾罗补脑汁’刊登在报刊广告里的‘雄文’：‘呜呼！沉沉大陆，莽莽乾坤，二十世纪之时代，为科学发达之时代，人种竞争之时代，科学兴则国亦兴，竞争力存则国亦存。天演家优胜劣败之理，即两者之结果，是则吾目今世为脑力竞争之时代亦可也。……由此观之，我四万万同胞将来所耗之脑力，不知几千万倍于现今。独立二十世纪者矣，但有所虑者，我同胞久立于腐败之境，于幼稚时代既失体育于先，成丁时代又失维持于后，脑力虚弱，处此竞争剧烈之场，若不急图补救，前途何堪设想？’”
乍一看，这不像是一则保健品广告，倒像是一篇追求进步、唤醒大众的时文或科举答卷。其实，这里的内容正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民族自卑感和救亡图存的殷切渴望，而商家主动迎合消费者的这种心理，为推销商品把生理上的“补脑”上升到了国家民族的高度，因而才会出现这样不伦不类的“广告文案”。
除此之外，国情动荡使得消费行为的道德属性和政治属性变得更加明显。而现如今如火如荼的“抵制日货”、“抵制美货”等行为在五四运动时期也屡见不鲜。
“当时的救国团体“夏社”在媒体上刊发动员文章说，‘抵制日货，不自今日始也。凡日人蹂躏我国权一次，我国兵力只足以自残同胞，无抵御外侮之胆量。我国民仅以此抵制日货唯一无二之武器，以抵御日人者，前次凡三次。然终无一次能坚持到底者。五七交涉以此，于前三次中最为激烈，然其结果，反使日货进口，每年倍增而已。’ ”
这篇文章刊登之后，得到了众多民众的支持，对消费者来说，购买日货成了一件会被谴责、被唾弃的事情。而众多生产“国货”的商家便借着这个劲头全力宣传自己的商品，表面上说是为了国家利益，实际上还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到后来甚至有很多商家偷偷把日本商品上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来售卖，而很多消费者即使看穿了，也默不作声的钻进这个圈套，买下商品。
然而，这样的爱国活动有什么意义？又能持续多久呢？
当时的日本《工业之大日本》杂志就刊载了一篇题为《我国对支贸易之将来与日货排斥问题》的文章，谈及五四时期中国发生的抵日运动。
“支那每好排斥日货，欲借以苦我，此适足以证明日本物品在支那市场之势力，彼等日常生活与日本有如何之关系。于此可见，征诸昔年排斥之状态，虽一时于我国对支贸易额稍形减退，然每排斥一次，其后贸易必活跃一次，立即恢复原状。……况支那人厉害打算甚明，只要有利可图，便卖产卖家在所不惜，望其能坚持有是理耶？况商品为物，不问国境国籍，只要价廉物美，无论何地，均占势力。”
诚然，商品买卖说到底，攸关的是商家的商业收益以及消费者个人利益，硬要拔高到政治、国家、民族的高度，多少有些牵强。何况，日本货在中国市场的大行其道本身就说明，日货相对于国货，在品质上占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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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24-12-20 03:12 12月初，三名台湾总统府当值宪兵因向中共特务提供机密遭到抓捕，之后中共渗透台湾网红的种种迹象也被媒体爆出，再次引起台湾舆论对中共渗透及《反渗透法》界限的讨论。 从中共诞生以来，统战与渗透一直是中共非常重要的战略手段，从未放松过。上百年来，其渗透能力堪称登峰造极，几乎就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往不胜。中共当局不仅依靠统战与渗透成功地将国民政府赶到了台湾，还将全中国百姓拿捏得服服贴贴。 西方政客的幻想曾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共的统战与渗透也随著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全方位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国，并顺利地在各级政府、学术领域，甚至地方社团中埋下种子，打下了长期盘踞的基础。 而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台湾社团从来就是一个重灾区，在民主环境里成长的台湾人并没有天生的免疫力，一些单纯的台湾人往往在有意无意间被利用了、被渗透了，被统战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堕落在红色的枷锁之中。 每当人们提到中共的统战与渗透就会联想到特务与间谍，其实统战与渗透的范围极其广泛，广泛到不能简单地用“间谍”的概念来分析论述。 比如说，一些有点影响力的台湾人常常会公开提醒台湾商人，不要在中共不喜欢的媒体上刊登广告，或避免发表支持台湾政府的言论，美其言曰出于“好意”或“保护侨胞”，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共的战壕里，替中共的统战与渗透发挥影响力了。让人产生恐惧或自觉宣扬“中国好故事”，都是红色渗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很多海外华人，包括台湾人或东南亚的华裔难民，他们的政治立场往往会随著中共影响力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有些人从反共走向亲共，之后又宣称反共，自由世界给了他们自由思想的空间，但他们是否真的能在立场的改变过程中摆脱中共势力的束缚呢？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因为中共统战与渗透的力量就像癌细胞，具有顽固的持久性，有时活跃、有时潜水，当沾惹上后想洗心革面就没那么容易。 在澳中经济处于蜜月的年代，澳洲只看到了滚滚而来的金钱，却没注意到中共的金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减轻了澳洲的经济危机，也削弱了澳洲的立国基础，澳洲政府在中共的玩弄下几乎成为了一堆木偶。谭宝政府最终反戈一击推出了“反渗透法”，气焰嚣张的中共和统会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中共的红色势力就此消亡了吗？当然不会！那张渗透的网络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可能在一天内轰然瓦解，该铺垫的早已稳妥，该下的种子也已扎下了根。 英国王子边上埋著红色地雷，中共军人挤进新西兰国会，泛红宪兵在守护台湾总统府，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澳洲也绝对不会例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区别只在于何时才被发现，西方民主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后知后觉。 中国人的群体很简单，亲共与反共都是摆在台面上，多多少少都对澳洲主流产生影响力，其它的绝大多数社团都保持低调，明哲保身，见风使舵，意见统一。 与中国社区相比，台湾社区反而显得比较复杂，那是因为各台湾社团在对台湾的定义上有著差异。 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海外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台湾本土社团代表台湾人发声，一直被认为是台湾人声音的社团并非来自台湾，那是一些民国初期就开张的百年老店，“XX堂”，或“XX会”，以及逃离共产极权迫害的难民组成的“越缅寮”团体，他们都曾接受了中华民国文化教育，本质上捍卫的是中华民国。当中共和统会在全世界粉墨登场后，首当其冲就是对这些社团进行统战与渗透，遗憾的是无一能够幸免。…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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