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三十周年来临前，4月30日，中共在北京举行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被指表情肃穆，面露疲态。而本次大会上习近平有关“五四”的讲话引起不少争议。

据香港《明报》5月1日题为“习上下午不同样”的评论文章指出，在4月30日当天上午的该次“五四”大会上，习近平在致辞时表情肃穆，面露疲态，读稿时一字一顿，语速甚慢。

据悉，习近平3月份刚刚出访欧洲，近日出席“一带一路”峰会，一日接待数国领袖，迎来送往，非常繁忙。

不过，文章说，4月30日下午，习近平在举行仪式欢迎老挝国家主席本扬（Boungnang Vorachith）并与其会谈时，神态又恢复轻松自若。

近期随着“六四”30周年日益逼近，北京当局一方面草木皆兵，一方面高调纪念五四运动，借机鼓吹爱国主义，转移民怨。

4月30日上午，中共官方高调举行的纪念“五四”一百年大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将“五四运动”的核心重新诠释为“爱国主义”，并将“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更进一步阐述为“听党话跟党走”，但回避了“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和反抗专制的主旨。这一说法引发争议。

《纽约时报》在相关报导中表示，此次中共高调渲染了“五四运动”的爱国形象，却避而不谈它的反专制主题。

学者胡平在接受英国BBC的采访时反驳说，当局这种说法与“五四”精神最相背离。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批评政府，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对华二十一条’，当年的青年学生们抗议政府不能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恰恰说明了“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不等于爱党”。他们是以对政府提出异议的方式来实现了自己的“爱国”。

法广报导称，“五四”与“六四”有直接的精神联系，其实是北京的一把双刃剑，好看不好使。

法广表示，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30周年之后，中共纪念“五四”着重于掩盖的就是其学运因素，害怕将它与“六四”联想起来。分析认为，“五四”的背后有“六四”阴影，“六四”首先是一场学运，“六四”的参加者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中共难以将“五四”与“六四”切割开来。

公开资料显示，“五四运动”是一场发生于1919年以青年学生为主、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政治抗议运动。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引发国人极度不满，由此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乃至暴力对抗政府的政治风潮。“民主”和“科学”一直是该次运动的主题。

但在中共建立政权以后，中共官方开始把“五四精神”的内涵扭曲为中共语境下的所谓“爱国主义”，更进而将“爱国”与“爱党”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类的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

香港时事评论员潘小涛认为，北京这次纪念大会，只是借助“五四”这个100周年的日子，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不是真正纪念。他指出，北京演讲中提到，“对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时冲动或偏激要能包容”，这是典型的“讲一套做一套”。

不过，就“五四运动”本身的意义也是备受争议的。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张鸣对德国之声表示，所谓的“五四”是一笔糊涂账，“谁纪念就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说”。他说“五四”运动实际是“暴力行为”，砸人家家，烧人家房子，走哪都不合法。

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指出，“五四”运动就是一场“胡闹”。“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唯一的后果就是给“马列主义”入侵中国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开启了中国的噩梦。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徐泽荣此前在一次“五四”百年研讨会上说，他研究了苏联人曾如何长期从资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我觉得五四是苏联人挑起的，……他们早于中共20年就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了。前后大量马列著作，翻译好多……新文化运动其实与五四是无关的，不管后来有人怎么说，胡适怎么说，其实是无关的。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开始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了嘛。另外，民主跟科学与五四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把它们叠加在一起是一种有用心的做法，苏联人是想挑起反日的运动，让日本跟中国打，它保卫了它的东方（远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