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香港工联会派人专程隆而重之地赠送了一部26英寸的菲力浦彩色电视机给深圳工人文化宫，这是中国第一部可以接收香港电视节目的电视机。当时，中国尚未实行开放政策，深圳尚未成立特区，深港两地仿如隔世，虽然近在咫尺，但却好像远在天边。对于许多深圳人来说，香港是一个神秘而又陌生的地方。

当时政策规定，严禁收看香港电视节目 。

不知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还是逆反心理在作怪，工人文化宫的职工干部，竟然够胆冒天下之大不韪，晚晚躲进电视室偷看香港电视节目，成了中国大陆第一批有机会观看香港电视节目的百姓平民。

每天晚上十时半，播放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后，工人文化宫立即清场，先把所有的外人赶跑，然后文化宫的“内人”们从主任到员工一个个像做贼似的，左瞧瞧，右瞅瞅，偷偷摸摸地悄悄溜进电视室，关上严严实实的大门，拉下厚厚重重的窗帘，熄灭了室内室外的全部电灯，然后，把电视机调到香港频道，把音量降至最低，各就各位，端坐机前，细心观赏。经常一直看到通霄，直到香港的四个电视台的节目全部播完为止。

不过，这种平静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渐渐地，职工携来家属，家属邀来朋友，朋友又带来朋友，观众越来越多，把这间小小的电视室挤得几乎爆棚，来迟了的人只能站在后边的椅子上，只能踮高脚尖，只能伸长脖子，但尽管如此，电视室的空间毕竟十分有限，不少人仍不得其门而入，他们只能把脑袋贴住门缝，伸长耳朵，似乎只要能让他们听一听香港电视，也算过了一把瘾。有一次，几个供电所的工人因为挤不进去，一怒之下，竟去拉下变压器的电闸，结果是大家都看不成。

由于人们通霄达旦地沉迷于香港电视，以至第二天上班时都无精打采，有些人体力不支，甚至在办公室里呼呼大睡，令他们的上司甚为不满。但是，当那些上司们问明原委后，第二天晚上也加入了这群观众的行列。

1980年，中国政府打开国门，允许电视机进口，深圳人闻讯，尤为雀跃，千方百计托香港的亲戚带电视机回来，有钱的就带台彩电，没钱的带台黑白也行。香港一些精明的商人赶紧把本来已经被更新换代淘汰了的黑白电视机从仓底里挖出来抛售，竟也发了一笔小财。

不到一年时间，深圳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香港电视把深圳人的业余时间全占领了，曾有一段日子，夜幕降临以后，深圳便万人空巷，商店关门，汽车停驶，人人都躲在家里看香港电视，有些家庭主妇连饭也不愿煮，一家老少用电视节目蘸着面包算是晚饭，一看就看到深夜，甚至有不少人一直看到天亮。清晨，人们用冷水抹抹脸，就眯着惺忪的睡眼，拖着疲惫的脚步去上班。

不过，白天上班，晚上通霄看电视，这种疯狂劲终究不能持久，人们坚持了一段日子以后，最后连精力旺盛的铁人也熬不住了。幸而，这段日子并不长，随着深圳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人们对香港的了解越来越多，好奇心开始逐渐消退，深圳人对香港电视不再饥不择食，不再毫无节制，人们开始学会挑挑拣拣，开始学会选择较好的电视节目观看了。于是，人们不再终日厮守在电视机前，人们重新走上街头，走进电影院，走入歌舞厅，走向图书馆，走去健身室，走往夜大学……

八十年代初，北京有一位文学编辑去深圳开会，报到时第一句话就打探：“这次会议放什么内部电影？”他说，凡在内地开会，必先了解这方面的行情，以决定这次会议的“附加值”。

工作人员回答道：“我们这儿天天晚上都放‘内部电影’。”

“真的？”北京老编欣喜若狂，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没多久，这位老编就了解到，香港的两个英文电视台天天晚上九点半都播一部“猛片”，其中有改编自世界名著的《战争与和平》、《乱世佳人》，也有荣获奥斯卡奖的《毕业生》，既有日本的《大将军》，也有澳大利亚的《重归伊甸园》，还有荷里活的鸿篇巨制《星球大战》等等，品种丰富，题材多样。这些“内部片”当时在国内难得一见，即使是“内部会议”也不可能天天晚上都有机会观看。

这位北京老编是个电影迷，从深圳开完会回到北京后不久，他就打报告申请调来深圳工作了。

自从深圳“引进”香港电视，至今已时过四十多年，四十年间，深圳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深港交流也日渐增多，今天，不仅香港的电视可以越过界河，中国大陆的电视也同样可以越过界河，香港人如今也可以安坐家中，用他们的电视机收看中央台、广东台以及深圳台的节目了。

作者：周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