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朋友聚会。回忆起当年或因留学、打工或其他原因来澳的日子,感情十分复杂。突然有人说:现今的澳人似乎不像我们八十年代刚来时那样友善了。于是引起了一场讨论。
初到澳洲,我们都立即感觉到这里的人们的与人为善和助人为乐,他们会好奇地打听我们来澳的原因,打听中国的状况。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中的大多数是因“穷”而来“淘金”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友好地帮助我们渐渐融入这里的生活。一位曾住Homestay的朋友记得,他为房东全家做了一顿红烧肉后的所得:房东家的每个成员都亲了他的脸颊,房东的小女儿还嚷着:“I love Chinese.”另一位朋友说,他来时每天上班都可以在街边伸出大拇指搭上便车。
然而,今天诸如此类的友善似乎已不复存在。
一位朋友说,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是他们的竞争者。另一位说,可能是澳洲的经济形势导致了一些人的排外情绪。也有人说,也许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处世方式的不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于是,有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位澳洲大妈把多余的卧室出租给几名中国留学生,几周后大妈不见了,她离开自己的房子去外面租房子住了。原因是:太油腻了,太脏了,太闹了,太自私了,她无法忍受,也无法毁约,于是就只能逃之夭夭。她恨恨地说,下次房子再也不租给中国人了。
我也讲了个故事——这还真不是故事,而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在Box Hill Big W外的沙发上,我的旁边坐上来一个中国大妈,她穿了一件来自中国的一种五颜六色的所谓家居棉服,我轻轻地说,阿姨,在公共场合最好不要穿睡衣。接下来我听到的是:“这是睡衣吗?这是家居服。”,“我穿什么,关你什么事?”,“神经病!”…… 我无语。
第三个故事是一位当年被公派留学的朋友讲的:当年他住学生宿舍,由于供水系统设计问题,上厕所冲水后的水管噪音很大,于是宿舍管理定了一个规定:十一点钟后不得淋浴,不得洗衣,用储水桶的水手动冲马桶。但是当大量中国留学生进驻后,这些规定就自然而然地夭亡了。第二年校方定了一个原则:该宿舍不收中国留学生,接着是一系列的抗议:“辱华!”、“歧视!”,接着是校方取消了这个规定,最后是有关留学生的欢呼:“国家强大了,我们不再受欺负了。”
……如此种种,我们凭什么期待他人赋予的尊重和友善?
“友善”渐行渐远,或许与竞争有关,或许与经济有关,但一定与人的行为相关。
我曾经很喜欢一档墨尔本中文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提出的议题颇有挑战性,参与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突然有一天,挑战性的议题不见了,代之以“如何品鉴红酒?”这以后就是那些无滋无味的题目了,再也不见“敏感的”政治言论。据说原因是来自中国的资金送来了新的老板。但只要议题涉及国际事务,“体制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却变得针锋相对和硝烟弥漫,言语中充满了仇恨。
“善者难以生存”大概是这些行为背后的潜意识。人是应该认可普世价值而摈弃极端主义的,是应该与人为善的,要求人人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不现实,但至少应该是“不给他人添麻烦”。也许,我们都受到过“斗争哲学”的影响,但在已经脱离了精神桎梏的时候,是否应该更宽容更平和一点呢?或曰:“善良一些”。
即使在鼓吹“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也还有哲人般的声音“无阶级谓之平,无斗争谓之和。”这也许是和平、和谐的真谛。
让渐行渐远的友善回归,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真正的“善良”。
作者: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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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18年5月29日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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