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朋友聚会。回忆起当年或因留学、打工或其他原因来澳的日子，感情十分复杂。突然有人说：现今的澳人似乎不像我们八十年代刚来时那样友善了。于是引起了一场讨论。

初到澳洲，我们都立即感觉到这里的人们的与人为善和助人为乐，他们会好奇地打听我们来澳的原因，打听中国的状况。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中的大多数是因“穷”而来“淘金”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友好地帮助我们渐渐融入这里的生活。一位曾住Homestay的朋友记得，他为房东全家做了一顿红烧肉后的所得：房东家的每个成员都亲了他的脸颊，房东的小女儿还嚷着：“I love Chinese.”另一位朋友说，他来时每天上班都可以在街边伸出大拇指搭上便车。

然而，今天诸如此类的友善似乎已不复存在。

一位朋友说，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是他们的竞争者。另一位说，可能是澳洲的经济形势导致了一些人的排外情绪。也有人说，也许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处世方式的不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于是，有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位澳洲大妈把多余的卧室出租给几名中国留学生，几周后大妈不见了，她离开自己的房子去外面租房子住了。原因是：太油腻了，太脏了，太闹了，太自私了，她无法忍受，也无法毁约，于是就只能逃之夭夭。她恨恨地说，下次房子再也不租给中国人了。

我也讲了个故事——这还真不是故事，而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在Box Hill Big W外的沙发上，我的旁边坐上来一个中国大妈，她穿了一件来自中国的一种五颜六色的所谓家居棉服，我轻轻地说，阿姨，在公共场合最好不要穿睡衣。接下来我听到的是：“这是睡衣吗？这是家居服。”，“我穿什么，关你什么事？”，“神经病！”…… 我无语。

第三个故事是一位当年被公派留学的朋友讲的：当年他住学生宿舍，由于供水系统设计问题，上厕所冲水后的水管噪音很大，于是宿舍管理定了一个规定：十一点钟后不得淋浴，不得洗衣，用储水桶的水手动冲马桶。但是当大量中国留学生进驻后，这些规定就自然而然地夭亡了。第二年校方定了一个原则：该宿舍不收中国留学生，接着是一系列的抗议：“辱华！”、“歧视！”，接着是校方取消了这个规定，最后是有关留学生的欢呼：“国家强大了，我们不再受欺负了。”

……如此种种，我们凭什么期待他人赋予的尊重和友善？

“友善”渐行渐远，或许与竞争有关，或许与经济有关，但一定与人的行为相关。

我曾经很喜欢一档墨尔本中文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提出的议题颇有挑战性，参与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突然有一天，挑战性的议题不见了，代之以“如何品鉴红酒？”这以后就是那些无滋无味的题目了，再也不见“敏感的”政治言论。据说原因是来自中国的资金送来了新的老板。但只要议题涉及国际事务，“体制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却变得针锋相对和硝烟弥漫，言语中充满了仇恨。

“善者难以生存”大概是这些行为背后的潜意识。人是应该认可普世价值而摈弃极端主义的，是应该与人为善的，要求人人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不现实，但至少应该是“不给他人添麻烦”。也许，我们都受到过“斗争哲学”的影响，但在已经脱离了精神桎梏的时候，是否应该更宽容更平和一点呢？或曰：“善良一些”。

即使在鼓吹“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也还有哲人般的声音“无阶级谓之平，无斗争谓之和。”这也许是和平、和谐的真谛。

让渐行渐远的友善回归，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真正的“善良”。

作者：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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