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我们一起来看看税务局关于个人报税审计方面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
来自ATO的审计一直是大家非常担忧的问题,毕竟一旦被ATO「翻了牌」,就注定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我们VL TAX之前也有针对性的发表过《如何避免ATO审计的「悲喜剧」落到您的头上》的文章,在其中详细列举了很多大家在报税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如果还没有读到的读者朋友可以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在其中进行阅读。
2017财政年不同以往,ATO所展示出的改革决心和魄力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根据V姐在税务研讨会中取得的可靠情报,新的财年中,ATO将更有针对性地从以下三个方面下手,对纳税人进行审计:(1)与工作相关的费用抵扣; (2)用于出租的资产;(3)奢侈品(诸如游艇、豪车以及艺术品之类的高档物品)。今天我们的小讲堂将重点着眼于第一项:与工作相关的费用抵扣。
说到「与工作相关的费用」,为什么ATO的官老爷们会盯上这个科目呢?原因很简单,澳洲每年有850万的纳税人会选择申报「与工作相关的费用」开支作为抵扣,单独这个科目下的总申报数就达到了每年210亿澳币!看着这些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从眼皮底下溜走了ATO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嘛,于是对这个「与工作相关的费用」科目的审查也就一年比一年严厉了。
而且ATO在这个财政年中多次表示将扩大对纳税人审计的范围,并用尖端的科技去识别和发现问题。 ATO总裁助理Graham Whyte在最近的演讲中说到,「每一份纳税人提交的材料都会受到由ATO开发出来的软件严密的审查。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识别并审查那些材料中缺少必要信息或者包含不当费用抵扣的纳税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提取到以下信息:ATO是有能力对不正确的或虚高的抵扣申报进行筛查的。于此同时,ATO近年审计软件开发看似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我们在此诚挚地建议大家:切勿在此刻挑战ATO的权威?…
对此,作为一名从事税务会计十余年的资深会计师,V姐提出了几点建议,尽可能地帮助大家避免来自ATO的审计。
(1) ATO更容易关注那些有异常高额抵扣申报的纳税人
近年来,越来越多我们参与过的真实案例显示,当发现某些纳税人的税务抵扣申报异常高的时候,ATO会直接打电话给该纳税人的雇主核实信息,比如会问「老板有没有为员工报销过某些费用」或者「该雇员在公司内的职责是什么」。一旦当老板回答的答案与雇员提交的报税材料不一致时,ATO将会对这名纳税人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
(2) ATO非常重视虚高的
工作相关差旅费
最近几个财政年出现了多起针对「工作相关差旅费」的法院判决,其中最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判例的当属2016年Thambiannan v FCT的案件。在Thambiannan的案件中,纳税人由于无法提交任何关于自己出差时与工作相关的单据凭证,被法院驳回6,000澳元境外消费的税务抵扣请求。这个判例提醒了我们:出差时请妥善保管好发票和凭证,已确保在受到审查时可以从容应对。如果是为了办私事而出差,那么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冒着被ATO审计的风险而贪图一时的小便宜。
除了以上的两个重点以外,V姐还建议大家关注最近几年关于税务方面法院的判例,比如上文中提到的Thambiannan案件。我们也将在下一期的小讲堂中为大家带来几个近年比较重要的判例和大家一起学习理解ATO想从中传达下来的精神。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税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联系我们进行咨询。那么这一期的小讲堂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供稿:Business Group Certified Practising Accountant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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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视红薯为一种健康食品,在纽约,一个烤红薯和一磅鲜嫩的地瓜秧叶,市场销售价格甚至高于白面食品价格。本文就讲讲蕃薯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它对中国人口的发展、人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强盛,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蕃薯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华人中,有不同的叫法。纽约华人管它叫蕃薯,这个“番”字,是“藩”字的简化字,中国古人把外国称为藩,就表明了蕃薯的原产地不是中国。蕃薯原产地是墨西哥。在殖民时期,16世纪哥伦布将蕃薯从墨西哥带回西班牙种植。后来由西班牙水手,把它传播到了非洲和菲律宾。蕃薯能够在中国大陆各地种植,归功于最初的传人,他的名字叫陈振龙。他是明朝福建人,生于1543年,卒于1619年。 蕃薯种植(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他原本是一个秀才,因为科考屡试不第,放弃了求功名,改为出海经商。他在乘船去吕宋(今菲律宾)经商时,当时那里正处于西班牙殖民者统治时期。他发现当地人种植的红薯,是一种既耐旱又高产的农作物,而且红薯生、熟皆可吃。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又细心的人,他向当地农民学习了蕃薯的栽培种植技术,他想把这种农作物引种回家乡。当时殖民者对这种农作物控制很严,不准出口。于是他便动脑筋智取,他把一根去掉叶子的鲜薯藤和蔴的纤维混在一起,编成一根粗麻绳,躲过了海关检查,将鲜薯藤带回了福建。 他把这根薯藤切成数段,栽培到土壤中,成功培植出红薯,取名朱薯。然后在福建家乡教人种植。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关中发生大旱灾,粮食欠收,陈振龙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推广种植朱薯,他还献出了种植方法。于是金学曾令人试种,4个月以后,朱薯丰收,试验成功,经检验可食。随后便在福建全省推广种植。后来又在全国推广种植,于是当时中国的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后人何则贤,在福建乌石山,修建了一座“先薯祠”,立石碑纪念陈振龙,尊称他是“蕃薯之父”。“先薯祠”遭毁后,后人又在原址建立了“先薯亭”。 红薯(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人口和国土幅员 随蕃薯种植增长 在明朝末年,中国仅有1亿人口。到清朝末年,人口为4亿。二者比较,清朝人口比明朝人口增加3亿。明朝末年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清朝末年国土面积达1100万平方公里,如果算上藩属国,可达1316万平方公里。清末国土面积是明末国土面积的3倍。大家知道中国幅员广阔,哪个朝代都避免不了天灾人祸,而且民以食为天,人是要吃饭的,粮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在此环境下,中国人口和国土幅员之所以能大幅增长,除了当时的统治者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等原因之外,蕃薯的推广种植,使人民能吃饱饭起到了很大作用。 记得在1960年,正值中国经历3年困难时期,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人民吃饭实行粮食定量。当时笔者的家父离职休养,住在北京香山南路的中科院北京研究所的植物园,他在那里是义务劳动。在业馀,他和溥仪在荒山坡种植了一些蕃薯秧。到秋天收获季节,他们把收获的白薯,一部份送给了植物园食堂,一部份留给自己吃。我还骑自行车从北京城里出发,到那里驼回一袋子回家。就因为和溥仪在一起劳动等,这样一些小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被植物园的造反派从北京家中绑架回到植物园批斗,诬蔑他是植物园“走资派”的高参,是封建皇帝的“保护伞”。 1965年我任大学教师时,带领学生在北京远郊区密云县山区,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山区农民一日三餐,主食早晚是两顿稀饭,是用高粱米或者玉米碴子熬的粥食,中午吃一顿干的,吃的就是蒸白薯。 那时北京山区农民把鲜白薯切成片,摊放在山坡处的石板上晒干,用石碾或者石磨把它碾压磨成白薯面,掺上玉米面,就可以蒸窝头吃,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白面馒头。…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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