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生活网）
每一个移民，每一个移民家庭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故事也不同。本文为您带来三位来自于南非、俄罗斯、芬兰的澳洲移民的故事。
位于悉尼的“欢迎墙”上记载着许多移民的名字，他们的背后有着很多的故事。
澳洲SBS电视台新闻主持人简妮丝•皮特森（Janice Peterson）的父母，是来自南非的移民。
澳洲SBS电视台新闻主持人简妮丝•皮特森（Janice Peterson）。
简妮丝说：我的父母在70年代中期乘坐一艘意大利客轮，从南非的开普敦启航，来到西澳的弗里曼特尔（Fremantle）。我的父母也可称之为是船民，只不过他们有护照和合法的文件。但他们同样是为了逃离独裁政权和迫害，希望在澳洲实现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那个时期的南非政权推行极端的种族歧视政策，生活令人窒息。我父母的生活和机遇都取决于他们的肤色。我父亲小的时候，因为有着深色的皮肤，竟然不能与他的白肤色的妈妈同乘一辆巴士。种族歧视和仇恨令人无法承受。我的父母，因为勇敢地发言，反对政府，被人告密而被当局拘留。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所以，他们带着幼小的儿子 – 我的大哥戴尔，告别家人和朋友，来到澳洲。
在抵达西澳的弗雷曼特尔（Fremantle）后，他们走进一家商店，柜台后面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微笑着、抄著浓重的澳洲口音招呼他们:“Gday”，并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那一刻，我的父母的心被这简单的热情所温暖，也第一次体验了澳洲社会的肤色平等。
几年后，我在悉尼出生。我两岁时，我们搬到了离悉尼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中央海岸。在那里，我们是唯一的深肤色的家庭。但我必须说，我从来没受到过歧视，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
今天，我住在我最喜欢的城市—悉尼，有一个美好的伴侣和一个美丽的小女儿。我拥有我理想的事业，我经常很荣幸地被邀请人邀请，去别人家里作客。我生活在我的梦想中。我想，这也是我父母的梦想。
卓娅•哈里森（Zoia Harrison）是俄罗斯人。她的移民故事却是有关中国的。她说，我的祖父在俄国布尔甚维克革命时期，带着妻子和当时才5岁的我的父亲艾利克斯（Alex）越过中俄边境，逃亡到中国。在位于中国西北古代丝绸之路北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
卓娅•哈里森（Zoia Harrison）。
我的父亲艾利克斯在中国长大，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成立了家庭。直到1949年，毛泽东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卓娅回忆说，1957年，我四岁的时候，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强迫人们加入人民公社。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到处都是，囚犯被迫在非人的条件下工作。
她讲到在1958年，毛泽东宣布大跃进，他认为可以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他强迫所有的农民放弃种田去炼钢，如果发现有人在种地，所有的人都跟着遭殃。毛泽东的所为与俄罗斯的斯大林一样，在制造饥荒。他强迫人们做所有的事情，给的只是一碗汤。当人们开始抱怨饥荒时，毛泽东说是麻雀吃了粮食才发生饥荒。他发出命令，消灭麻雀，然后，再是消灭苍蝇、蚱蜢等。
不久，我的家人都处在饥饿之中。我的父母告诉当地的共产党政府，我们希望去美国，我们立即被戴上美国间谍的帽子，并被告知，我们将永远不被允许离开中国。1959年，我们试图逃往美国，但中国士兵截获了我们，并把我父亲关到监狱里。而我的母亲被迫长时间站在冰块上，直到她腿麻木后，人瘫倒在地。
经历了很多的曲折，我们终于得到了去海外的旅游签证。在过广东边界、进入香港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剥夺了我们所有的财物，包括我父亲为旧中国政府工作时所挣得的黄金。
我们被警告，对我们在中国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不能说一个字。在香港呆了三个月后，我们没有按原计划去美国，而是到了澳洲，这个幸运的国家。
我们全家在悉尼住了下来。我的父母租了一个白俄罗斯女子的私人房子。这名妇女患有精神病，她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在我们卧室的地板上吃饭，谈话声音不能大过耳语声。
幸运的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父母在红坊（Redfern）的路易街（Louis street）买了一间有阳台的房子。然而，我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伤了他的手，伤很重，伤口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愈合，我父亲因此失去了工作。
我的父母没有了收入，无法支付他们的抵押贷款，也没有钱购买食物。即使有地方可以请求帮助，当时我的父母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我记得，他们当时非常担心。但澳大利亚是一个幸运的国家，我的两个哥哥开始在我们家门口的人行道上卖艺。早上，他们为走在上班路上的人们演奏手风琴和口琴，我的任务是挥舞我父亲的礼帽，问候路人，并用帽子收集他们给的钱。如果捐赠钱的人不多，我就唱俄罗斯教堂的赞美诗。
不久，我的哥哥们在悉尼市场找到了工作。每天早晨上学前，他们跑着去市场，赚取我们的午餐费。这个工作是很累的，有时我的哥哥们在课堂上睡着了。
一天，舍甫琴科（Shevchenko）先生来看望我们，他说，他是红十字会的，并问了很多问题。在他的访问之后，我们在经济上得到了帮助，还有人送给我们食物，我们不再挨饿了。我的父母常常回忆起他们在中国的艰苦生活，说他们是多么幸运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形容说，生活在澳大利亚，就像生活在上帝的怀抱里。
将我父母的名字刻在“欢迎墙”上，是我对我父母表示感谢的一个方式。我感谢我的父母尽他们的一切力量，给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
马利•科皮（Mauri Korpis）和妻子莉（Lea）是1960年从芬兰移民来澳的。科皮先生说，移民前的一年，报纸上一个有关澳洲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广告上描绘澳洲是一个温暖而充满阳光的地方。
马利•科皮（Mauri Korpis）。
1959年12月，他与妻子莉结婚。他们年轻而无牵挂，因为对阳光和温暖的向往，他们选择了到澳洲度蜜月。他们当初打算，如果他们喜欢澳洲，就在澳洲生活一年，然后回去。
科皮先生记得很清楚，当时正值芬兰的隆冬季节，离开芬兰的那天，气温在零下36度。他们所乘的客轮一路冲破寒冷而黑暗的海浪，将他们带到西澳的弗里曼特尔（Fremantle）—一个有着金色海滩和明媚阳光的海港。
从冰天雪地的欧洲北方，来到温暖的澳洲，科皮夫妇发现他们再也不想离开了。于是，他们在悉尼定居下来，并很快接受了澳洲的生活方式。
科皮先生是一名建筑工人，他很快就在悉尼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1963年至1973年之间，他荣幸地参与了悉尼歌剧院的建造工作。作为一个领班，他带领建筑工人，以辛勤的付出，使这座世界著名的建筑，从图纸成为一个建筑艺术的实体。科皮先生感到，能为他的新国家做出这个贡献，是他的荣耀。
科皮先生风趣地说，他的妻子莉是通过阅读澳大利亚妇女周刊（Woman’s Weekly）自学英语的。最初，莉很想家，但她觉得，澳洲是一个可以实现生活梦想的地方，她下决心了解和学习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文化，并在澳洲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莉说，我认为，学会爱你所生活的地方，爱澳洲这个我们称她为自己的家的国家，是很重要的。
虽然科皮先生的家现在是典型的澳洲式的，在后院有一个游泳池，他们的生活仍然保留着一些芬兰的小特点，如在车库里的桑拿浴室。
图文：大纪元新闻网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供参考。
责任编辑：净心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18年1月30日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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