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生活网讯)近代的世界,宗教势力,逐步衰退。西方现代教育,最先本亦由教会发动,此刻教会势力亦退出了学校。教育全成为传播知识与训练职业。
只有中小学,还有一些教导人成为一国公民的教育意义外,全与教导人为人之道的这一大宗旨,脱了节。整个世界,只见分裂,不见调和。各大宗教,已是一大分裂。在同一宗教下,又有宗派分裂。民族与国家,各自分裂。人的本身,亦为职业观念所分裂。如宗教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法律家、财政经济家、企业资本家等,每一职业,在其知识与技能方面,有杰出表现杰出成就者,均目为一家。
此外芸芸大众,则成无产阶级与雇用人员。好像不为由人生大道而有职业,乃是为职业而始有人生。全人生只成为功利的、唯物的。
人生不能只是功利的
德性一观念,似乎极少人注意。职业为上,德性为下,德性亦随职业而分裂。从事教育工作者,亦被视为一职业。为人师者,亦以知识技能分高下,非犯法,德性在所不论。科学被视为各项知识技能中之最高者。
《中庸》说:“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大学》说“格物”,其最后目标乃为国治而天下平。朱子说:“格物穷理”,其所穷之理,乃是吾心之全体大用,与夫国治天下平之人生大道。近代科学,只穷物理,却忽略了人道,即人生之理。原子弹、核武器,并不能治国平天下。送人上月球,也非当前治国平天下所需,科学教育只重智,不重仁。在《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最高只当列第三等,上面还有上上、上中两等,近代人全不理会。中国传统教育之特殊理想与特殊精神,在现实世界之情势下,实有再为提倡之必要。
人皆有向上心,需要君子做榜样
中国传统教育理想,最重师道。但师道也有另一解法。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子贡亦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人人可以为人师,而且亦可为圣人师。中国人之重师道,其实同时即是重人道。
伯夷、柳下惠并不从事教育工作,但百世之下闻其风而兴起,故说为百世师。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所以儒家教义论教育,脱略了形式化。只要是一君子,同时即是一师。
社会上只要有一君子,他人即望风而起。又说:“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只要一阵雨,万物皆以生以化。人同样是一人,人之德性相同,人皆有向上心。只要一人向上,他人皆跟着向上。中国古人因对人性具此信仰,因此遂发展出像上述的那一套传统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借,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引中国全部历史为证。
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道”。“教统”即在此“道统”上,“政统”亦应在此“道统”上。全世界各时代、各民族、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各大教育组织,亦莫不合于此者盛而兴,离于此者衰而亡。而其主要动机,则掌握在每一小已个人身上。明末遗民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内涵意义亦在此。
由于中国传统而发展成为东方各民族的文化体系,韩国人的历史,至少亦该远溯到三千年以上。即根据韩国史,我想亦可证成我上面之所述。我中、韩两民族,尤其是知识份子,身负教育责任的,应该大家奋起,振作此传统精神,发扬此传统理想。从教育岗位上,来为两民族前途,为全世界人类前途,尽其最高可能之贡献。
认识传统就是认识自己
我要特别说明,我很喜欢这“传统”二字,因这传统二字,特别重要。但要认识传统,其事不易。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要认识别人反而易,要认识自己反而难。而且要认识我们东方人的传统,要比认识西方人的传统其事难。如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以上的传统,韩国有三千年以上的传统,日本有二千年以上的传统。西方如法国、英国,只有一千年传统,美国只有两百到四百年传统,苏维埃没有一百年传统。
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它都不必说了。
对西方教育不能奉行“拿来主义”
今天,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如韩国人的教育,必该教大家如何做一韩国人,来建立起韩国自己的新国家,发扬韩国自己的新文化,创造出韩国此下的新历史。这一个莫大的新任务,便该由韩国人自己的教育来负担。要负担起此一任务,首先要韩国人各自认识自己,尊重自己,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一切以自己为归宿。
但这不是说要我们故步自封,闭关自守。也不是要我们不懂得看重别人,不懂得学别人长处来补自己短处。但此种种应有一限度。切不可为要学别人而遗忘了自己,更不可为要学别人而先破灭了自己。今天,我们东方人便有这样的趋势,亟待我们自己来改进。
(本文为钱穆先生于1974年9月在韩国延世大学的演讲)